我的经济学和我理解的经济学

一个朋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说：“经济学者，能不能歇会儿，怎么什么都跟经济挂了钩，那好累哦”，因为我写了一篇用经济学分析爱情的文章。还有朋友说：“如果我们的经济学人都在用经济学研究爱情，那么经济学本身谁去研究呢？”我想，这样的担心是完全多余的。你没看到，其实99.99%的经济学者都在那儿研究经济问题呢，从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国企改革，一直到如何炒股票、如何发大财。说实话，这样的研究少我一个又何妨？如果你非要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我才会感到累呢！

选择经济学作为终生职业并非我的初衷。从小我就不喜欢算帐，尤其讨厌那些斤斤计较的男人。我的理想，曾经是当一个地质学家、当一个天文学家、最起码也得当一个在实验室里与烧杯和天平打交道的化学家。但现实往往总喜欢和人开玩笑。当我不得不成为一个国有银行的管理者，成为一家外商独资的国际投资公司的老总时，我才意识到，我是否要和金钱打一辈子交道了？这是我真正喜欢的生活吗？终于，我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从商海逃到了岸上。至今我仍然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也是最成功的战略选择。

说实话，我并不是一个清教徒，也不是一个故作姿态的道德卫士。我既喜欢物质享受，也喜欢精神享受，我曾经是国内最早的移动电话使用者和有车一族。但问题在于，金钱只是一种手段吧？如果我要为某种“手段”耗费我一生的时间，这值得吗？我有我更多的喜好，它们都能给我带来快乐。我有什么必要把一生都用来赚钱，而惟独缺少追求自己所爱而需要的时间呢？因此，现在我虽然只是一个教书匠，但我很幸福。因为教书就是我所喜爱的生活方式。我做着我喜爱的事情，而且还有人为你支付工资。虽然，这份收入对我来说也许是多余的，但确实让我很开心。

学问或学术，于我来说也只是一种生活的兴趣罢了。通过它，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如此而已。因此，你不要和我说什么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之类的宏大叙事（要说这些，我敢保证你不一定说得过我）。我们现在谈的是学术，学术从来就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的。要改造世界，那是政治家的事情。而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具备政治家生长的条件，有的只是政客和官僚。当然，我不反对任何人在当下以政治或官僚作为自己的职业（我理解并深深同情他们）。只是我自己不喜欢。即便喜欢，我也更愿意做“十二月党人”或格瓦拉那样的革命家，蔑视权势而崇尚浪漫。

我感谢经济学。因为它内在的逻辑确实让我能够更好地认识我自己。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也许可以表达为：“人的行为就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但对这句话的理解，可不像一般人（包括许多经济学者）所想象的那么简单。通常，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效用单纯理解为物质和金钱。而实际上，经济学所谓的效用只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让自己感到满足和幸福的心理状态罢了。因此，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并不只能是一个巴尔扎克笔下的格朗台，为金钱锱铢必计的吝啬鬼；他（她）也完全可以是一个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或朱丽叶，为爱而牺牲自己的恋人；或者，也可以是一个乔万尼奥里笔下的斯巴达克斯，为正义和友情而浴血奋战的勇士。在所有这些场合下，爱情、友谊和正义都可以和金钱一样，成为我们追求的目的，成为效用实现的载体。

对“效用最大化”最容易范的第二个错误，是把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理解成“自私”的代名词。诚然，我们追求的都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但由于我们是社会化的人，在我们自身的偏好中，已经内涵了许多体现“社会化”的偏好，比如“同情心”，“负疚感”、“报答心”等等（事实上，所谓的“良心”，就是这些社会化偏好的集中表达），因此，当我们的社会化偏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感到“不舒服”和“难受”。在这些场合，我们人类的社会化偏好就会成为效用的载体。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的社会化偏好存在这个事实，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就不会必然地表现为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他（她）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君子和壮士。

我把我所理解的上述经济学思想，叫做“广义效用”。它既是我对经济学的理解，也是我对我自身包括我周围的人的理解。当然，如果要更深一些地追究下去，我们也许还应该问：人类的这些偏好或效用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偏好和效用？这就使我不得不从人类演化的历史中去寻找这些答案。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我对经济学的理解以及我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工作。毫无疑问，它与你们通常所想象和了解的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我不会成为传统经济学的奴仆，我只用我的生活来诠释经济学。因为，我只能做我喜欢做和我想做的事情。

好了，我希望那些对我的经济学研究抱有疑惑的朋友们能从这篇小文中了解并理解我所做的工作。

如果你还有疑惑，也可以看看我开博当初就挂过的一个讲座记录稿——

关于经济学的什么和为什么（一）

关于经济学的什么和为什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