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了熊彼特… …

这几年，海内外针对中国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加速增长的议论逐年上升。是褒是贬，那是舆论的事儿。任何现象，正负影响本来就是共生的，这是“辩证法”的道理。当然，辩证法还不能替代我们对问题的科学的解释方法与理论。没有了理论和对理论建构的努力，我们必将陷入“无知”的状态。

无论附加值大小，与十年前大不相同，今天再也没有人怀疑和否认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出口贸易的超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在加工和制造出口产品方面拥有了公认的国际竞争力。但细细的盘算之后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并越来越由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增长所致。其推论自然是，中国这个几乎唯一拥有的国际竞争力还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部门。

去年底，教育部把一个以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为课题的研究平台批准给了复旦大学。在挂牌仪式上，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恩荣教授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低附加值加工贸易模式演变的精彩讲演。他分析了中国加工出口对国外技术和投资的过度依赖的原因和后果。其基本结论认为，就短期而言，低附加值出口模式可以促进增长和就业，但长期的效应不能确定，会有不确定性和风险。作为他的演讲的评论人，我坐在台上却一直琢磨着低附加制产品出口增长和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个主题词之间的联系。我问自己的问题是，低附加值出口的增长究竟是中国的竞争力提高还是竞争力恶化的结果？

为什么这么问？因为，即使中国的出口增长超常，这些年来中国在全球竞争力国家中的排名却还是非常靠后，仍不及印度，甚至一些非洲的国家。例如，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9月28日公布的《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竞争力在被评估的11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49位，而且近几年连续下降。增长竞争力指数从2003年的第44位下降到2005年的第49位（排名下降的一个次要原因是参加排名的经济体数量增加了）。中国的商业竞争力指数也从2003年的第46位下降为第57位。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出口产品极具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在增长竞争力和商业竞争力的指标上却不断恶化。这到底该怎样解释？

竞争力指数的构造基于100多项指标，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环境的各项要素、为发展提供支持的公共机构质量、以及技术完备性和创新水平这三个大的方面。增长的竞争力反映一个经济所具备的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而商业竞争力应该反映一个经济在投资、管理、法律和商业制度等方面的稳定、健全和吸引力。这些指标涵盖了衡量微观、宏观和制度的主要变量，的确具有可比性和综合性。可以说，这些指标诊断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基础性和技术性的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增长和商业竞争力上的表现都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却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呢？

如果这些指数的确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能力，它也就基本上能够反映它们的经济表现。拿今天的俄罗斯和印度作为例子。它们各自在出口贸易增长方面的现状基本上反映了它们在世界竞争力指数中的排名。这本来是不难理解的。可无论如何中国却是一个例外。一个还缺乏足够的商业竞争力的经济，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从何而来？答案是，出口的竞争力来自于一个我们在别的经济里极少见的“新的组合”（new combination）。“新的组合”这个概念让我想起了已故的熊彼特教授，是熊彼特教授在谈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时写出这个概念来的。他把那种能将各种现存的东西组合起来的思想与做法也叫做“创新”。这个概念无疑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注意到这个新的组合的存在，就有可能来揭开中国竞争力的这个谜底。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是外部力量和中国因素相组合的结果。在国际的坐标系上，中国在法制环境、企业治理、金融健康、企业家精神和政府效率等单项指标方面的分值都比较低。中国尚没有大量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企业，也没有国际上认可的品牌，更不拥有核心的技术专利。所以，这些企业不具竞争力，也不会出现出口的增长。以这些指标来衡量，中国对世界而言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但是，中国的竞争力却是来自于它对外部力量的吸引力。那些来自本土之外的产品、资本、技术、品牌、公司治理、研究与开发、营销渠道与中国本土的廉价劳动力、土地、优惠的税收政策、庞大的内部市场、超级的配套能力、分散而竞争的体制环境和开明政府的发展意志，这些中外因素的组合成为中国出口贸易部门高速扩张和经济增长的源泉。而这种“新的组合”在别处非常罕见。

见证“新的组合”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即使与出口导向的东亚经济相比，中国显然也吸纳了“太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就加工出口而言，大多数经济，包括印度，多依赖本土企业的代工或进料加工。为什么中国的加工出口却主要依赖FDI？ 一个已有的解释强调了初始条件的差异：在中国，除了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之外，由于政策和体制所限（注意，这是中国竞争力排行落后的重要原因），中国的本土企业根本不发达，无法像港台企业那样长期活跃在国际的出口市场中。

这样的解释显然有它的道理，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日益加快的全球化的进程。没有全球化的大趋势，上述理论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FDI主导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趋势还在持续上升，也不能说明为什么印度政府要积极努力地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我前两年在印度访问时就困惑为什么印度自1991年改革开放之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那么有限。去年11月在巴塞罗那的会议上我仍向印度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些年来我得到的答案却比较复杂。有的说，印度对FDI缺乏吸引力主要是因为政府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行为和长期流行的腐败造成的；也有的说是印度的法律和制度上面的原因。比如印度的最低工资法使外资在印度从事加工贸易变得不如在中国更有利可图；还有的认为侨居在国外的印度人大多在大学当教授，经商的不多，不如中国的华侨多以商业活动而谋生。但不管怎样，在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背景下，现在的印度人还是最终想明白了“新的组合”对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

过去的历史显示，更多的经济是把打造国际竞争力的努力集中在了创造力领域。在“战后”那段相当长的冷战思维格式下，那些缺乏吸引力但有创造力的经济获得了增长和发展的成功，而那些缺乏创造力的经济落伍了。也许美国是既有创造力又有吸引力的国家。而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的经济算是有创造力但缺乏吸引力的一个例子。直至今天，中国目前的创造力仍然是落后于它的吸引力。而今天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却为那些有吸引力的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在过去的15年，是全球化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极富魅力的经济体迅速卷入了世界经济的旋涡中，而后者仍将继续通过与外部元素实现的“新的组合”来获取不断提升的竞争力量。毕竟，在经济和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有吸引力的该是那些拥有绝对规模优势的大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