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经济学学科、教材建设中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

内容提要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门经济科学提供基本的理论指导和支撑，政治经济学应该并可以充当这样的科学。我们今天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其根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即中国化为中国经济学，以成为中国的根本的指导理论。西方经济学不是不要引进和学习，但引进和学习的目的是去粗取精，为我所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是有害的，对西方经济学照抄照搬的态度也是有害的。要妥善处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对西方经济学借鉴和屏弃的关系，适应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努力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内容和体系结构等诸方面实现创新。

在最近几年政治经济学学科、教材建设中，遇到一些重大的问题，有一些认识，与大家交流。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学科和课程的定位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一个学科、一门课程，在学科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究竟具有什么作用，应该如何定位？这涉及到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在我们国家要不要有一门经济学类的学科、一门经济学类的课程为整个经济学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提供基本理论指导和支撑；二是政治经济学是否可以和是否能够充当为整个经济学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提供基本理论指导和支撑的角色。

对这两个问题，我认为都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一个国家，一种经济制度，其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经济管理体制的选择和建设，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总要有基本的经济理论做指导。否则，这个国家、这种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就会显得肤浅，短视，缺乏根基。所以，世界上发达国家尽管很重视应用学科的发展和应用研究，但几乎从来也不忽视基础理论学科的发展和基础研究，发展中国家也大致是这样。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经济学学科、专业很多，分支、流派很多，但这并没有排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一门学科、专业和课程为它们提供最基本的理论支持。目前正在美国各高校流行的以新古典综合为特征的经济学大致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萨缪尔森和诺得豪斯合作撰写的在世界流传甚广的《经济学》是有代表性的教科书之一。

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样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无疑可以由许多不同的学科去探索，去提供，但一些带有总体性、根本性、基础性、战略性的理论，如果由一门学科和课程去相对集中地研究，显然会更有效，因而也是极其必要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经济制度，不可以没有基本的、基础的经济理论的支撑。没有对基础经济理论研究和传授的民族和经济制度，不可能实现长期持久的发展和长治久安。加强对基础理论经济学科和课程的建设，关系到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和兴旺，具有战略意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在我国，按照国务院学位办和国家教育主管部门1997年和1998年的对学科和专业的划分，研究生层次的经济学学科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和下设的十六个二级学科，其中，理论经济学含的二级学科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包含的二级学科有：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和国防经济。本科层次的经济学门类包括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与税务、金融与保险以及统计学。学科的划分无疑还会随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变更，但就现在的情况看，很显然，除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之外，其它学科和专业要么不能够全面反映中国的国情，要么局限于经济理论的某个侧面，要么历史感很强而现实性不足，而真正可以充当为整个经济学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提供基本理论指导和支撑角色的学科，研究生层次当属政治经济学，本科层次当属经济学。而在我国乃至西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同义语。

当然，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应该和可以充当为整个经济学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提供基本理论支撑的学科和课程，并不等于说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和课程不经进一步发展和建设就可以完全承当如此神圣的责任，相反，既然政治经济学学科和课程责任如此重大，所以必须加强其建设和改革，包括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队伍建设，课程内容改革、研究对象和方法改革等等，使其不断提高其科学性和适应性，成为名副其实的经世济邦之学。

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作为学科和课程的名称，不是我们的创新，而是西方的发明。最早使用政治经济学提法的是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安．德．蒙克来田。到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到20世纪初叶，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列宁进一步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们今天作为学科和课程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其根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随着实践和学科的发展，现在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不要中国化？这是一个由历史已经做出回答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这是已为实践所证明了的。历史和实践都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当时的实际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就不可能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如果没有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中国化应该是不争的结论。马克思对于要把他的理论与发展了的实际相结合，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论断。马克思讲：“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列宁根据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

实践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引进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不要中国化？这是一个尚待严肃回答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经济学理论被大量的介绍和引入。相对于过去对西方经济理论一概排斥的状态，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相应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当西方经济学理论要用于中国实践时，也必须中国化。道理是明显的，西方经济学，虽然包含着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化生产一般规律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基本都是在私有制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出的，保护和完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既定的前提，所以当把这些理论用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时，如果完全地照搬照转，要么会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要么会因为经济条件的不同而造成失败或损失。不管那一种结果，都是与我们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初衷相背离的。因此，对于西方经济学，也同样需要中国化，用其所长，弃其所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中国化，西方经济学也要中国化，这是否意味二者可以等量齐观呢？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根本思想和根本理论，以保证中国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协调地发展。而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是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去粗取精，借鉴、学习其对我有用的东西，而弃其对我没有用的东西，学习借鉴的目的是为我所用。前者是指导，后者是借鉴，二者是有原则性区别的。至于为什么做出这样的结论，其道理我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进行了论述，这里恕不赘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中国化，西方经济学要中国化，其落脚点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或简称为中国经济学，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而要建立中国经济学，归根结底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检验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这是摆在一切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应该说，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是极其丰富的，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瞩目的，我们完全具有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客观有利条件。而我们已经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重大进展，也已经为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要继续坚持正确的方向，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一门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和运行规律的中国经济学一定会呈现在人们面前。

要建立中国经济学，目前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和克服两种教条主义的倾向。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倾向，其最主要的表现：不是根据变化了的经济条件，去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而是机械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针对某些特定条件得出的结论；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南，去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生动活泼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条条框框。这种倾向其实是早为恩格斯和列宁所反对过的，在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坚决地予以克服。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想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三地说，这个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另一种是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倾向，其最主要的表现是：不注意分析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假定前提和对经济条件的适应性，而是照抄照搬，似乎西方经济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下气力区分哪些是对我们有用的理论，要认真吸收，哪些是对我们没用的理论要坚决抛弃，而是盲目推崇，照抄照搬。这种倾向也是极其有害、必须坚决加以克服的。

三、关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内容的继承和创新

由于中国的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现在正在进行的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改革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建设的政治经济学或曰中国经济学，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体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发展的科学，所以在建设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就必须妥善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所谓继承，从原则上说，首先是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同时还要继承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所谓创新就是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变化着的实践，抛弃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认识和理论，而提出更加符合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科学理论和观点。在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上，继承是基础，创新是目的。

具体说，在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创新上，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特别给予重视的。

（一）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创新

基本范畴的继承和创新是政治经济学继承与创新的重要方面。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在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已经使用，现在又可以完全继承的范畴，如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方式、商品、货币、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社会劳动、个别劳动、周转、循环、社会再生产、竞争、价格等等。这些范畴虽然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也反映不同的经济关系，但它们基本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范畴，所以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可以用，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时也可以用。另一类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未曾使用，但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需要从西方经济学中借鉴或完全创新的范畴。从西方经济学中借鉴的，如社会总供给、社会总需求、二元经济、供给管理、需求管理、时滞、预期、金融深化、混合经济等等。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完全创新的，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济过热、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职能等等。上述这些范畴，无论是从西方经济学中借鉴的还是我们自己创新的，都是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须的。还有一类范畴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被认为是只适应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现在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着的实践看也具有一般性的范畴，如资本、工资、利润等。对于这些范畴，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说：“资本不是任何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实践中，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资本以及与之相关的利润等是否还只能被作为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联系的范畴呢？显然认识是需要发展的。实际上现在看来，资本等作为经济学范畴，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们作为与市场经济一般相联系的范畴，例如作为生产要素，具有一般性，只要是市场经济不管社会经济制度如何，都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们作为与经济制度相联系的范畴，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等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这是合乎当时事实的。在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理论认识也应该发展，资本等范畴也可以作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范畴应该不存在问题，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些范畴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这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同的。

以上三类范畴，无论是完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继承，对西方经济学的借鉴，还是我们自己的创新，都反映出我国在建设政治经济学的进程中取得的可喜进展。但这些进展，与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要求相比，与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的要求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人们对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不甚满意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指出，没有科学的基本范畴，是难以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因此，在今后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建设中，还需要在基本经济范畴的继承和创新上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二）重视关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史前史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矛盾的分析， 揭示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客观趋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根子上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这一客观趋势而建立的。所以，即使今天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也仍然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结论充分地继承下来。这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是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政治经济学，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作为重要内容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与马克思预见的社会主义建立的背景有较大的差异。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要长期与正在发展变化着的资本主义并存、竞争与合作。所以，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就必须重视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史前史的分析和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重视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史前史的分析，主要是要对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殊国情加强分析，通过分析，不仅要明确地回答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现实可能性，而且要明确地讲清楚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通过这些分析，可以大大地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实在性、科学性和说服力。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分析，主要是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发展加强分析，通过分析，不仅要坦率地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可以通过自我调整而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并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整和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同时要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既要坚定信念，又要脚踏实地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完善好。通过这些分析和研究，也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说服力和科学性。

应该指出，无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史前史的研究，还是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分析和研究，目前做的都还不够，重视并加强这些分析和研究，是建设中国经济学的重要任务。

（三）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主要内容。实践的发展已经为开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提供了相当雄厚的基础。中国特色经济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的实践和理论的形成，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为促进这种转型而进行的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和理论的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特殊的市场发育和市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和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实践，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宏观调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未曾见到的实践。把这些丰富的实践进行理论的抽象和概括，是历史赋予中国经济学的使命。对此使命的完成将是中国经济学对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全人类的重要贡献。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令经济学界汗颜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几乎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但相形之下，中国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尚没有与这种事实相匹配的地位。这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和经济学教材建设真正需要严肃思考和努力改变的问题。

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

相对于内容而言，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安排是第二位的。但一个科学的体系结构，显然是一门学科和一部高质量教材所必须的，它有利于科学理论的展开和表述，有利于科学理论的传播和为公众所掌握。

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安排的探索上，我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之前，政治经济学分在体系结构安排上基本是资本主义部分（包括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资本主义部分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社会主义部分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很大，讲若干经济规律。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虽然继续沿用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划分，但在社会主义部分有了突破性进展，表现在加强了对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的研究，出现了按经济制度分析、微观、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和经济发展研究的结构体系。

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安排有了更新的突破，表现在尝试改变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部分的划分，而探索一种新的结构体系。又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打通资本主义两阶段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部分的传统理论框架，按照一般到具体、本质到现象的逻辑，从商品一般开始，沿着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顺序，建立浑然一体的篇章结构和体系。” 另一种情况是，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体系和政治经济学六分册体系，建立“五过程体系”，即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生产总过程、国家经济过程和国际经济过程。 还有一种情况是，按照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表述方式，把政治经济学分为三篇，第一篇集中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基本观点，这是研究过程中经过抽象的结果，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般，第二篇、第三篇分别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从抽象到具体，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特殊。

我是主张第三种情况的，这种主张在我参与主编的由全国14所高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得到了体现。之所以主张将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分为三篇，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把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抽象出来单独设篇，有利于区分哪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特殊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有利于有效地判断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应该坚持什么，发展什么。第二，有利于突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晚得多，其经济发达程度也具有明显的后发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在同一问题的分析中，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先后放在一起，会遇到较大的困难，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的充分展开，处理不好还会造成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觉。第三，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体系结构安排，合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们科学的表述规律。马克思在谈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时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研究和表述的方法实际上构成了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所谓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把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中抽象出来作为第一篇，而后再从一般理论到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运用。

当然，不管现有的哪种体系结构的安排，都是一种探索，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是否可以设四篇或更多篇，在上述三篇的基础上将国际经济关系、国家作用等独立出来进行分析，都是可以讨论和尝试的。只要有利于内容充分合理表述的体系结构就是值得肯定的体系结构。

参考文献：

马克思：《致达．奥本海姆》（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５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版第２７卷。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恩格斯：《致威．桑巴特》（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１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４卷。

列宁：《共产主义》（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２日），《列宁选集》第３版第４卷。

列宁：《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５卷。

张维达主编：《政治经济学》第1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程恩富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吴树青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