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风风雨雨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学家没有遭遇真正的挑战

2005年，中国经济学家遭遇三类挑战。主流经济学家的角色定位、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几乎遭到全盘否定和全面质疑。

这些否定貌似有力，其实软弱，因为即便是一个受过基本经济学训练的人都不难发现，这三类挑战因为缺乏学术性，因此对主流经济学家不具有根本的颠覆性。从挑战者的身份来看，在过去10年间，他们在中国内地迅速成长中的经济学界的影响几乎为零，甚至有些还是负面的影响。

总体来看，此轮挑战有三个特点：针对热点话题展开大众的社会性批判，而不是针对经济学的理论；无论指名到姓与否，针对的其实使经济学家个人，而不是面对经济学家群体；根本不是发生在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中，而是一开始就以公众和媒体舆论为载体，诉诸于社会而不是诉诸于学术领域的正常探讨。

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这场争论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真正的学术性争论不足，所有的笔墨官司和挑起的争论都是针对个人，并且有着鲜明的功利色彩和个人张扬的动机。或者说，这些挑战大都出于个人情绪、不平衡的心态和其他纯粹为了制造公众注意力的动机，即使问题是善意的。

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最近写文章揭露了一些这样的人的根本动机，一针见血。这一可悲的现象造成的后果是，毁誉中国正在健康成长和转型的经济学，制造了使学术争论无法深入的不良环境。挑战者关注的问题，包括社会公正以及改革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本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关注和研究的论题。在学科范围内，我们需要的是正常的学术对话，而不是阶级斗争，更不是诘难和问罪的问题。

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代表了谁的利益？

自从去年的“郎顾之争”之后，这个问题日益尖锐。事实上，由于众多的社会科学讨论的是公平和公正问题，只有经济学研究效率，也只有经济学家关注效率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边际贡献”应该很大。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幸运，也是中国经济学的幸运。

关注经济运行和宏观管理的效率改善是经济学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决策过程的起点，也是社会需要经济学家的最重要的理由。经济学家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不一定管用，但不失为可参考的建议。把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中的成就和问题都简单地于某个学科和某些学者挂起钩来，是天真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比如，某些人曾公开地不负责地把中国的医疗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地说成是市场改革造成的，煽动公众情绪，影响非常恶劣。最近就有一些严肃的海内外经济学家都纷纷站出来指出了中国医疗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市场化不足和法治不健全造成的结果，分析有理有据，相当深入，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

另外，目前人们之所以关注经济学家的利益指向，还因为一个错误的理念，即认为效率与公平天然处于对立关系。但熟悉学术文献的人一定不难发现，实际上只有经济学家才真正搞清楚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现在这个关系常常被不当利用，甚至被简单对立。

现代经济学引进不是太多而是很不够

现代经济学至今仍被很多国人当成“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来看待，并对此加以严厉的批判，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教条化。这一态度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来是中国经济学教学和重点高等学校的重点学科，国家花了很多的资金来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但是遗憾的是，一些先生们既不愿意进步，也不够努力，反而不断地走向教条化。

相反，被他们仇恨的现代经济学虽然没有获得像政治经济学那样的“待遇”，但却在中国不断地发展和本土化。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是中国20年来社会科学中发展最快的学科、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学科。作为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希望在于创新和发展自己，舍此别无他途。

我国的经济学教学体系与课程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才开放，最重要的事件是“福特班”的创办和世界银行中国大学发展项目的执行。

但是，这样的培养规模与引进速度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迎接和对接经济学培养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循环，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开始在一些学校的帮助和赞助商的援助下，在传统的经济学院之外探索小班化分流和精英教育。应该把这个现象理解为重建（更确切地说是创建）标准经济系的努力。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面对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面对日益增长的政府管理经济的需要，我们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教育。我们必须要能够解释和帮助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学健康发展的希望。未来数十年，中国的经济学要能跻身国际，必然得益于中国经济学家坚持不懈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