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2002年诺贝尔奖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的意义

重提2002年诺贝尔奖的理性与非理性选择的意义

当你为了省5元而花6元的汽油费开车去批发市场购买几包卫生纸时、当你花不少钱为一件家具购买服务合同但这家具根本不会坏时、当美国股市非理性亢奋时，你会感觉到人们的理性行为又是如何非理性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卡尼曼教授（另一得奖者为史密斯），就在于他解释了人们在理论上看上去是理性的行为实际上是如何的非理性，就在于他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传统经济理论所谓人的理性的自利行为如何的非理性。当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卡尼曼就与他的同事特韦尔斯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实验，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特韦尔斯基在1996年去世，因此特韦尔斯基也就无法分享这份殊荣。其实，几十年来，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都是这个领域里最早的开拓者。本文只是重点介绍卡曼的一点思想。

卡尼曼1934年出生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1954年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获得心理学与数学学士学位，1961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博士学位。随后，先后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自1993年起，卡尼曼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事务教授。他也是美国科学院和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国际数量经济学会会员、实验心理学家学会会员等。10月9日，当卡恩曼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收到自己获奖的消息时，激动异常，以至于失手将自己锁在了家门外，最后不得不破窗而入。卡尼曼也是该校历史上第5位拿回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

今年卡尼曼获得诺奖是因为他“把心理研究的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在有关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在传统经济学中，基本的假设是经济人完全理性和自利的，他们会合理利用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来估计将来不同结果的各种可能性，然后最大化其期望效用。但是这种假设与人们实际的经济行为相去甚远，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理性的，即使是在危机时刻，也能够冷静地运用概率原则进行选择。不少人都习惯于相信自己在技能、智慧、远见与才能等方面都优于一般人。很简单，谁会承认自己是技不如人、不堪一击的辩手，愚蠢的投资者，或者是穿着服装没有品位的人呢？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高于一般水平的，而且，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往往都处于复杂、混乱、不易辨别或易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时间去经过理性的计算，也没有时间去考虑概率问题。当然大多数人的行为也不是非理性的，人们不会断然地去冒险、也不会不加考虑地去作投资，我们总是会遵循某种可以使我们有预见地或系统考虑问题的方式来进行决策，只不过这些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型。卡尼曼等人研究成果就在于揭示这种理性决策偏离的原因与性质。

现代心理学的发展，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基本打开了人类心理活动如何处理与加工信息之谜。它的研究表明，人的认知是一个过程，它是受人的性格、知识、文化背景、所处环境与情境等状况影响的，而人的认知水平又会影响到人的决策。正因为人的判断、行为和满足感的差异性，也就决定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并非与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有很大的不同。正如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所言，决策理论充其量也只是近似和不完全的。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人的决策是一个结构化和连续的过程。每一个人在面对复杂的情景与问题时，都会采取捷径或应用部分信息进行处理，因此，人们的决策出现非理性、偏好逆转等情况也就十分正常了。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知晓这些决策的过程，并以此来观察这种决策如何影响人的经济行为。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将心理学理论运用于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就于这方面。对于卡尼曼的理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点简单的介绍。

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或决策，往往会以偏概全、以小见大，但是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则并非如此。概率论中贝叶斯定理的大数法则告诉我们，一个理性推断行为不仅会使用大样本的所有信息，也会利用所有的先验信息。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只是重视了条件概率（即所直观到现象），而忽视了先验概率（以往存在的知识）。例如，如果你在电视中看到坏人中30％的面貌为丑陋，那么以后你看到这类面孔的人一定会认之为坏人。

与典型描述的示范性偏差相关的是，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提出了他们称之为“小数法则”的许多例子，即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已知的少数例子来作推测。我们都知道，概率论中存在“大数定理”，指的是当分析样本接近于总体时，样本中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接近于总体概率。而“小数法则偏差”是指人们将小样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总体分布。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1971年就指出，这实际上也是由于忽略了先验概率而导致的对事件概率的判断失误，其来源是夸大小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与此相应的是对大样本代表性的低估。人们在根据现有信息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时似乎不关心样本的大小，也就是与“样本无关”。例如，投掷6次硬币如果出现4次正面2次背面，人们会将这个结果“推论”到投掷1000次的情况，因而高估出现正面的概率。这也说明人们往往会过于简单地将对不确定事件条件下的判断建立在少量信息的基础上。

还有，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认为，人们在对不确定事物进行判断和估计的时候通常会设定一个初始值，然后根据反馈信息对这个初值进行修正。实验心理学表明，人们的这种修正往往是不完全的，他们的观念似乎“抛锚”于初始值。例如，实验对象被要求估计有多少非洲国家是联合国成员。在估计之前他们被将他们的估计值与一个在0和100之间随机选取的数相比较。结果显示，被要求与10％比较的实验对象平均估计为25％；而那些被要求与60％比较的则估计为45％。还有实验表明，一组图片被显示给实验对象，这组图片在显示的过程中逐步从模糊不清到十分清晰。在这过程中，90名实验对象分别于不同的时间开始观看图片。结果显示，那些在很模糊的时候就开始观看图片的实验对象只有25％最终能准确识别这些图片；而在后面较清晰的时候开始观看的实验对象有50％能最终识别。这种定位效应的存在说明人们在对不确定事物进行判断时是非理性的。如果初始点是由有用信息产生的，则定位效应可以说是理性的表现。但前一个实验表明，人们甚至“固执”于无关的初始信息（初始值是随即选取的）。把这一理论运用于金融理论，则说明当前的股票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过去的价格决定的。

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把心理学运用到现代经济学最成功的方面是预期理论。按照新古典理论，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消费偏好必须满足诺伊曼—摩根斯坦公理化体系的基本要求，即完备性、传递性、连续性和独立性等。但是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研究表明，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偏好主要是由财富增量而非总量决定的，因而负消费（投资或博弈亏损）必须引入分析中。但在标准理论中不同的消费或财富安排是不会出现负值的。还有效用函数对正的增量是凹的，对负的增量是凸的。这反映了人们在面临亏损时不是“风险厌恶”者，而是“风险追求”者。但是，在新古典模型中，效用函数在所有点都是凹的。再有，投资者（博弈参与者）的预期效用函数不是概率的直接加权，而是将概率转化为一种权重函数，该权重函数具有“确定性效应(certainty effect)”，即（客观上）具有较大发生概率的事件被赋予更高的权重（主观概率），反之（客观上）具有较小发生概率的事件被赋予较小的权重（主观概率）。而“确定性效应”导致了权重函数的非线性性。如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实验表明，当人们分别在以下两种情形中进行选择时，第一种是在A等于（3000，1）和B等于（4000，0.8；0，0.2）之间选择；第二种是在C等于（4000，0.2；0，0.8）和D等于(3000, 0.25)之间选择。结果有65％的实验对象选择了C，80％的人选择A。对这个结果的解释是，当处于概率较低的时候，一定程度的概率的增加（从C的20％上升到D的25％），不会较大地改变人们对这些低概率事件赋予的选择权重，此时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报酬的多寡。反过来，在概率较高时，人们对概率的变化十分敏感，偏好选择中的概率权重变得十分重要。而这些都是金融市场上存在“错误定价”的原因。

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还提出了偏好逆转的思想。所谓的偏好逆转就是个人的偏好并非如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是最优化的选择，而是波动不居的。如他们的实验表明，假设有两种彩票进行选择，彩票A赢得4美元的概率是99％，一无所获的概率为1％。彩票B赢得16美元的概率为33％，一无所获的概率为67％。要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时，彩票A当是典型的选择。如果问哪张彩票最值得买，或者说哪张有最高的保留价格或哪张有最高出售价格时，那就是B了。也就是说，所观察到的偏好在A与B之间摇摆，而人们根据不确定的偏好进行决策或判断是非理性。这个现象不仅同预期效用假设不一致，而且同所有的经济偏好理论不一致。由此，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预期理论所指出的人们对不确定事件如何决策的偏好与新古典主义关于偏好的“理性”假定是相去甚远的。在这点上阿莱斯也早注意了，而2001年美国克拉克奖得主Rabin更是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期望效用理论可能导致非常的偏好，由此指出了大部分新古典理论关于偏好的假定都是缺乏根据的。这些都与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预期理论相一致。

此外，在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看来，人们在决策时，总是会以自己的视角或参考标准来衡量，以此来决定决策的取舍。比如一个人加薪时他可能不会在乎什么，但如果要他减薪时问题就来了（如香港公务员减薪），即人们对财富的变化十分敏感。而且一旦超过某个“参照点”，人们对同样数量的损失和赢利感受是相当不相同。在这个“参照点”附近，一定数量的损失所引起的价值损害（负效用）要大于同样数量的赢利所带来的价值满足。简单地说，就是丢掉10元钱所带来的不愉快感受要比捡到10元钱所带来的愉悦感受强烈得多。卡尼曼认为，在可以计算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所损失的东西的价值估计高出得到相同东西的价值的两倍。而这种损失厌恶假定是与实验心理学的感觉和判断理论相兼容的。我们的感觉机制是与变化和差别的估计相协调的，而不是与绝对量的估计相协调的。当我们对像光、声音、温度等特征作出反应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确定了一个可接受的水平，或者是参考点，而与此参考点相关的刺激是可观察到的。因而，一个特定温度的物体能够通过触摸，依靠过去人们对温度的接受点来感知它是热还是冷。同样，这种法则可以运用于非感知性的特征，像健康、声望、财富。比如说，同样的财富水平，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不幸与贫穷，而对另一个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财富。而个人感觉一般是受过去消费、过去经验、预测和其它可参考点的影响，并被逐步地融入经济模型之中。当人们以此进行决策时，其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如假定你要买一件上衣和一个计算器。在某个商场上衣的价格是125元（15元），而计算器的价格是15元（125元）。这时候有一个人告诉你在二十分钟步行距离以外计算器的价格是10元（120元）。问题是：你会步行去另一个商场买计算器吗？实验结果是，当计算器为15元时，大部分人愿意；而当计算器为125元时则大部分人选择不去。

总之，这里仅是举其荦荦大端，其实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为行为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揭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决策过程中对理性偏离的原因与性质，也指出了这种对传统模型偏离的非理性是有章可循和可预料的，因而人们的经济行为不符合严格的理论假设也不是随意或错误的。反之，正如1982年阿罗指出的那样，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的工作“非常严格地显示出（投资者）对当前信息过度反应的特征，这些过度反应似乎是所有证券和期货市场的特点”。这就使得行为经济学、金融行为学的规范研究成为可能。

参见：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11921&ID=77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