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古典综合”概念的重新思考

摘要：在考证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新古典综合”概念进行了重新思考，指出对“新古典综合”概念通常的理解和定义是不恰当的，没有抓住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上述错误的存在导致无法正确认识和评价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古典综合 名义刚性 IS-LM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 AS-AD模型

讨论这一问题的意义

凯恩斯《通论》的发表永久地改变了经济学的面貌及其发展路径。新古典综合学派是凯恩斯革命后形成的第一个经济学流派，同时也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学术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之后所形成的第一个经济学流派。另外在学术史上，新古典综合学派曾经成为许多其他流派的论战对象，不少理论成果正是在批判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当代经济学流派教科书一般都从新古典综合学派起始展开论述。不难想见，如果对至关重要的“新古典综合”概念认识存在偏差，那么必然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对一些相关学派的认识很可能也会有问题。读者在后文将看到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对“新古典综合”概念重新进行思考并予以澄清，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梳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这至少在教学上具有意义。

通过对“新古典综合”概念的重新思考，作者澄清了如下一些问题：第一，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核心究竟是什么；第二，新古典综合学派到底何时形成；第三，那些经济学家才真正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

“新古典综合”概念演化的历史考察

任何经济学概念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新古典综合”概念也不例外。萨缪尔森于1948年，也就是他完成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后的第二年，出版了《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一版。一般认为《经济学》的前半部分就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后半部分就是传统的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形成了经济学的二分格局。虽然《经济学》第一版提出了“混合经济”的概念，但是尚未使用“新古典综合”这一标准术语。尽管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学》第三版（1955年）中，萨缪尔森已经概括出了“新古典综合”概念的基本内涵，不过此时所使用的术语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第五版（1961年）中，萨缪尔森首次正式使用“新古典综合”术语。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曾经风靡一时，然而好景不长，其理论缺陷开始逐步暴露出来。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批判，首当其冲的是新剑桥学派、一般非均衡理论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最后在菲利普斯曲线消失和芝加哥天才卢卡斯的双重打击下几近全面崩溃。萨缪尔森将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改头换面，在《经济学》第八版（1972年）改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学》第十二版（1985年）中再次改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

“新古典综合”概念的不同理解

不管是课堂教学还是学说史研究，若要讨论新古典综合学派，一定要首先定义“新古典综合”概念，这正是当代经济学流派教科书首选的路径。阅读这些教科书，对于“新古典综合”概念的理解粗看起来似乎基本相同，不过详加观察就会发现不同版本之间还是存在着细微的差异。在一些人看来这种隐藏在共识之下的差异似乎无足轻重，但作者认为绝不应当忽略这些差异。概括起来对“新古典综合”概念的理解大致有如下几种：第一种，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与马歇尔微观经济学的综合；第二种，收入分析（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与价格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与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非均衡经济思想）的综合。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流派教科书以及相关学术专著持第一种看法。国内很多学者进一步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两次综合，即所谓两次综合说（例如冯金华）或渐进综合说（例如胡代光）。第一次综合形成的成果是IS-LM模型，第二次综合形成的成果是AS-AD模型。国外也有持相同观点的，比如布兰查德（1996年）。在论述以上这些观点时，往往都援引萨缪尔森《经济学》不同版本上的某些段落，以寻求文献上的直接支持。

由于“新古典综合”概念理解上的模糊，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核心、形成时间、代表人物、学术地位等问题产生偏差也就不足为怪了。一般将IS-LM模型和AS-AD模型直接作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核心，将菲利普斯曲线、索洛增长模型、乘数-加速数模型、托宾q理论视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重要理论成果。

对形成时间和代表人物的确认则存在较大分歧。如果将IS-LM模型直接作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核心，那么似乎“新古典综合”开始形成始自1937年了，于是作为该模型创立者的希克斯以及该模型宣传者和发展者的汉森也将顺理成章地成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与萨缪尔森同列。问题是希克斯并不承认自己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成员。

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菲利普斯和李普希身上。众所周知，前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了英国名义工资变动率和失业之间存在的显著负相关关系，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拟合出了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后者则在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将失业和总产出以及名义工资变动率和通货膨胀率联系起来，推导出了所谓准菲利普斯曲线，进一步得到了向上倾斜的总供给曲线。按照一般的逻辑，他们不是新古典综合学派成员，谁是新古典综合学派成员？但问题远不那么简单。 最简单同时也是最不会有争议的做法是，仅将萨缪尔森和索洛作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然而这似乎又和新古典综合派在1960年代的巨大声势不成正比。

粗略统计至少有一半的学者转而将《经济学》第一版发表的1948年作为新古典综合学派形成的绝对时间坐标，且将希克斯和汉森排除在外，并不认定为学派的代表人物。

作者的不同观点

袁志刚和宋铮（2001年）梳理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在一个比较统一的框架内分析了各个流派的特点和不足，用非常简短的篇幅对新古典综合派做出了非常独到而精当的评论。他们指出：“把菲利普斯曲线引入IS-LM模型可以在放弃价格刚性假设的情况下获得《通论》中的基本结论，这是经济学家在1960年代初期的重要发现。这种介于总需求不足下的IS-LM模型和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之间的分析框架通常被称为‘新古代综合’方法。”并且进一步指出：“只要假设名义工资存在刚性，不用菲利普斯曲线也可以得到一条向上倾斜的总供给曲线，因此，新古典综合方法可以被看作名义工资刚性与古典宏观经经济学的一个结合，这也是‘新古典综合’这一称谓的来源。”（袁志刚，宋铮，2001年，第28页）

虽然凯恩斯尽量避免使用数学，但《通论》中不少有关总需求的思想都可以严格地用数学来表述。其实，IS-LM模型也可以成为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古典宏观经济学中，自动出清的劳动力市场要求短期产出水平是一个常数（即总供给曲线垂直于X轴），总需求的变化因而只会对价格产生影响。凯恩斯在《通论》中明确提出了总供给函数的概念，但在总需求不足的作用下，只要存在价格刚性，产出水平就将完全取决于总需求函数。不过由于凯恩斯并没有明确要求价格存在刚性，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寻找一条符合《通论》之基本精神的总供给函数，菲利普斯（1958年）与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年）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袁志刚，宋铮，2001年，第17页）至此，我们对“新古典综合”概念应当已经逐渐清晰起来。

袁志刚和宋铮非常有可能是正确的。莫迪利亚尼在1944年业已阐明，如果货币工资率固定不变时，凯恩斯的结论如何能够从另外一个古典模型中推导出来。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在短期中，工资不能充分地升降，就自然地把凯恩斯理论理解为适用于说明短期波动，而一般均衡理论则理解为适用于说明长期问题，其中调整问题就会被忽略掉。这个观点通常称为“新古典综合”，而闻名于世。（彼得·豪伊特，1996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得出一系列重要的结论。

首先，单纯是IS-LM模型还构不成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核心，它只是为“新古典综合”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经菲利普斯曲线扩展的IS-LM模型才是其真正的理论核心。在这一点上，现有当代经济学流派教科书显然犯了两个共同的错误：一个是将IS-LM模型误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核心；另一个是在分析新古典综合学派过程中，人为地将菲利普斯曲线与IS-LM截然分开。前一个错误是因，后一个错误是果。由于后一个错误，菲利普斯曲线与IS-LM扩展模型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割断和破坏，前者仅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学派通货膨胀与总产出替代政策的理论基础。为什么会达成这种错误的共识呢？这是因为引入总供给曲线后，增加货币供给同样具有促进产出的作用，只是与纯粹的IS-LM模型相比，货币供给乘数出现了下降。况且与纯粹的IS-LM模型一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孰优孰劣决于相同的参数。 一旦忽视了真实港性和名义刚性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在非常相似的参数环境下就非常有可能忽视这两个模型的差异，作者认为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原因。

其次，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形成不可能早于1958年，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在1960年之后，因为在此之前新古典综合学派还根本没有比较稳固的理论基础。另外新古典综合学派更像是一次成型的，应当拒绝所谓两次综合说或渐进综合说。因为在1960年代初“新古典综合”刚刚成型时，已经在有效需求不足下的IS-LM模型中内生了向上倾斜的总供给曲线。这原本不难辨别是非，现有的当代经济学流派教科书太过拘泥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而该书不过是一本入门教材，对其他重要文献关注不够，又由于前述的两个错误才造成了莫衷一是的局面。

再次，既然IS-LM模型并不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核心，那么希克斯和汉森就没有理由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们的理论成果为新古典综合学派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所采用，为“新古典综合”创造了适当的理论条件，不能说和新古典综合派毫无关系，但是他们本身确实没有为“新古典综合”做出过直接的贡献。

最后，“新古典综合”的产生、发展、衰落提醒人们注意真实刚性和名义刚性在宏观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性。“新古典综合”通过在有效需求不足下的IS-LM模型中内生向上倾斜的总供给曲线，在放弃名义刚性的条件下得到了凯恩斯《通论》的结论。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针对“新古典综合”理论缺乏微观基础的缺点，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在良好的微观基础之上，虽然最终证明并不成功，但是让学者们更清楚地了解到真实刚性和名义刚性对于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性。198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解释名义港性和真实刚性的理论，即使引入理性预期也能在模型中直接生成刚性。而在此之前，理性预期被认为是令“新古典综合”陷入困境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一个原因是理性预期很难融入到IS-LM模型中去。

参考文献：

袁志刚、宋铮，《高级宏观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冯金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冯金华，徐长生，《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保罗·威尔斯，《后凯恩斯经济学》，瞿卫东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奥利弗·琼·布兰查德，“新古典综合”，刘小玄译，黄谷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第680-68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

彼得·豪伊特，“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范家骧译。《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第296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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