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急升的挑战

周其仁

现在最重要的是国际竞争环境大变，在这个追兵四起的时代，中国的成本优势重新面临挑战。

上周我们的题目是用三个变量———要素成本、制度成本和要素质量———看经济。是的，要素之价低廉、制度成本大幅下降，以及要素素质显著提升，可以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1990年代以来很快在全球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但是，仍然用这三个变量看中国经济的现在和将来，却不让我们轻言乐观。最重要的是国际竞争环境大变，中国的成本优势重新面临挑战。

追兵四起的时代

本来，成就的另外一面就是麻烦。竞争的世界向来以结果论英雄。中国经济在全球舞台上有了看头，没有谁会真正无动于衷。人们要琢磨你的经验，研究你的方略，暗中评头论足——为的就是追而赶之。说中国经济诱发10亿追兵，应该不是夸张之词。

环顾一下周边世界吧。俄罗斯的经济潜力岂容小视？这个国家幅员辽阔，资源条件好，人力的平均素质高。俄罗斯文化有很强的凝聚力，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那样大起大落，居民对自己国家的骄傲感还在。这是我1996年访问原苏联远东地区一个城市的印象。从转型的角度观察，俄罗斯关门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可歌可泣，但开放政策似乎一直不如中国，比如到今天也还不是世贸成员国。不知道俄罗斯会不会墨守她自己转型的成规———这要求教于研究俄罗斯的专家。我自己每次看俄罗斯高官访问浦东和深圳，总猜想他们不至于对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的真经完全熟视无睹吧？倘若俄罗斯要扩大开放———然后再促内部改革，我们应该怎样估量其竞争潜力呢？

印度又怎么样？这个曾经因管制和贿赂制度化而以“印度综合症”得名的国度，近年取得的经济增长成绩，令世人不能不刮目相看：印度开始直追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四年前，我曾为文介绍1991年“拉奥革新”以来的“另一条印度道路”，以在印度本土出现的一批世界级优秀公司举证，“腐败病入膏肓如印度综合症，也是有药可救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第261页）。今天再看印度，落后于中国的指标依然举目皆是，但某些领域领先于中国——— 例如软件出口———却是不争的事实。最近看到一条报道，说印度的平均清关时间从10天降为7天多，比中国的平均水平为优。这是我自己格外看重的比较制度费用的一项记录了。正如中国自己的经验表明过的，制度成本大幅度降低，可以收到激发综合竞争力之效。印度的平均劳动成本比中国更低，而其专业人才的质量又决不在中国之下。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和中国机构，对“印度巨象”的兴趣与日俱增。

再看东南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有非常不俗的经济表现。一位去过越南的朋友说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看得仔细，有些在中国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在那里差不多照单全收。你宣布“十五年不变”的事情，人家可以宣布“五十年不变”！三周前到英国参加一个会议，在伦敦的商场里看到“越南制造”的产品，人家才几年哪？再转向东北亚，朝鲜也开始开放。是的，在全球经济大比拼的时代，永远追兵四起。

成本走势向上

严重的挑战，是中国的要素成本走势全面向上。前几年通缩严重，看经济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拐点”是否出现？现在旧话无人再提，但是拐过来的中国经济立刻表现出“要素价格急升”的新特征。

上周到温州柳市，正泰集团南存飞先生介绍说，今年公司销售额增长三成，但利润没有寸进。请教原因，他说“成本涨得太凶”。我请他排序，回应是：原材料第一，能源第二。我问人工成本涨了没有，南总说温州还好，但听说珠江三角洲工人难求。是的，凡价皆升，是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

主要是四项：原材料、能源、土地和人工。前三项似乎容易明白，但是人工是怎样一回事？不是“劳力无限供给”吗？怎么突然就来了“民工荒”？这就是经济研究的乐趣所在：以为毫无破绽的推理，常常要面对“反常现象”的挑战。深圳劳动局长曾带领几十家公司人力资源主管到四川大凉山招工，名额5000，但只招到1800余人。我6月份听到这个故事，随即在珠三角随机选取几间规模不等的工厂查证。结果是每一家都为人工问题而苦恼：不提工价，好工人要走，新工人招不来；提升工价呢，担心市场无法消化。9月份再问，大小公司都认为非提工价不可，否则没有人工可完成订单。很清楚，不是什么“民工荒”，而是非提升工价不可。长三角宁波等地，夏季电力奇缺，“停四开三”但还是劳工不够。新疆摘棉花每年招短工十数万，今年也报招不齐。北京街头，招工的小广告比比皆是。这些现象连同缺电、缺煤、缺土地等等，共同的含义是：缺量的实质是其价已经大升。

不要随便编一个理由———例如“过热”或“局部过热”———就以为能够对付要素之价急升的结果。许多所谓的原因，不过是要素成本上升的同义词，说了和没说差不多。重要的是，成本急升的成因很多，就算我们有本事一一查明，也不一定意味着成本急升的现象一定可以挥之即去。中国经济要直面的，是在新的国际竞争环境里成本走势全面向上的结果。

高处不胜寒

怎样看，今天中国要素升价也来得不是时候。说过的，是追兵四起的新格局。对手的竞争力，不是要素之价比中国的还要低，就是要素质地上乘、生产率略胜一筹。受全球经济开放的刺激，差不多20亿劳动力你追我赶，好不热闹。节骨眼上，中国经济要素凡价皆升，究竟有什么后果？

发达经济应该是前车之鉴。还是用我们的三个变量看问题。第一，发达的含义就是收入高、要素的价格高。第二，作为成熟的市场经济，虽然制度成本低，但改善的边际也非常有限，不存在大幅降低制度成本的空间。第三，发达经济的最主要优势是要素素质高、技术创新能力强。不过，技术创新讲的是“长波”———不是每日每时都有的。而信息成本的降低也增加了维护技术领先地位的困难。结果很清楚，一旦“落后经济”能够生产原本只有发达经济才能制造的产品，发达的“诅咒” 也就开始了。

国内又何尝不是这样。上海、深圳、北京、广州这些先富裕起来的地方，难道没有感到高处的寒意？地贵、房贵、人工之价也贵，固然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可能逼迫生产率更快地提升。但是高昂的商务成本“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效果总是可以观察的。谁也没有料到，现代产业竟像古老的游牧业一样，可以搬来搬去的。机会在一个地方的集中和消散，动力机制竟然是一样的。面对将来，中国要应对要素之价急升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