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知行义，命在其中

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并非认为有形的制度可以决定一切。因为实施制度要有成本，如果制度，尤其是有形制度定得过于细密，实施成本就会很高，反而无效率或者难以实施。因此制度不能规定得穷尽所有可能的细节，它们必是一些基本原则；因而具体实施制度的人必有自由裁量的空间。

如何在制度空间中决策，取决于具体人的意志。意志所依据的，或者是利害权衡，或者是道德原则。利害权衡依利害主体的不同而有几种。一种是个人利害，一种是团体利害，一种是社会利害。如果决策结果只影响个人，个人利害可以是一个标准；如果影响到团体，只以个人利害衡量，就可能损害团体利益；如果影响到社会，仅用个人利害和团体利害去衡量，就可能损害社会。当一个人身居团体或社会公职时，以个人利害取舍团体或社会决策，就会偏离设立制度时的初衷。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经常看到的个人利害倾向，就是任公职者在自由裁量空间中努力减少自己的成本；较恶劣的，是增加别人麻烦的快感。那时我们经常听到的话就是“这是制度规定的”。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种作法最终对个人自己不利。因为以个人利害决定团体或社会选择的结果，是团体或社会的衰落，团体或社会中人也必定受损。这就是计划经济下几乎人人贫穷的道理。因此个人在做决策时，要顾及团体的利益；个人和团体在作决策时，要顾及社会的利益。然而，决策只能由具体的个人来做，尽管他或她可能想尽量站在团体或社会的立场进行决策，却会因为无法把握超越个人的空间或时间，而不能从整体和长远权衡利害。

作为个人，我们如何感知整体的和永恒的利益？依赖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文化是传统，是不同局部的人之间互动，世世代代的人试错而形成的。其中所包含的正义观念和道德原则，既超越个体具有中立性，又因此而繁荣社会，且具有精神美感。正如孔子所说“义者利之和”；遵循“义”就会对遵循者带来长远利益，这既包括个人与他人和谐相处所带来的好处，又包括社会繁荣惠及个人。因此，当我们遇到决策难题时，可有一个简单选择，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的决策是否符合“义”。余下不用想，定是对我们的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有好处。宋儒说过，“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是利”。

“义” 首先包含着善意，对社会的善意具体体现在对他人的善意。因此“行义”就是善意地理解和实行制度。即所谓“君子成人之美”。制度不是用来卡人或整人的。当然，具体的个人不完全代表社会，与人为善的态度要顾及更多的人，因此要避免乡愿主义，即迎合某些个人而损害更多的人乃至社会的利益。当然，“义”有时会与暂时的“利”发生冲突，遵循“义”意味着忍受损害，但放弃“行义”而“逐利”，个人就会与整个社会一起衰败。在这时，就要有支撑起义理骨架的社会脊梁。在战国乱世，有“知其而可为而为之”的孔孟；宋代衰世，也有“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的宋儒。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社会，若要避免衰败，若要繁荣发展，都要有这样一些人，“惟知行义，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