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三大转变

前言：

瑶俯驾迎新兴泰斗

潇湘泣送华裔俊才

——纪念杨小凯教授

针对理论界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的讨论，我曾建议把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概括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并就此征求杨小凯老师的意见。2004年1月14日，杨小凯老师在重病期间通过e-mail回复，他说：“I support your position. XK

”。2004年2月29日我写了“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三大转变”短文刊帖在经济学家网站上。昨闻噩耗，仅以此文表达对最有成就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的无限思念。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三大转变

向国成

比较优势是分工发展的基本驱动力。从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到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杨小凯把它称之为基于技术效率的外生的相对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优势、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规模经济优势，再到超边际经济学的综合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经历了由外生比较优势向外生与内生比较优势并重、单因素比较优势向多因素比较优势发展的过程，即比较优势理论由过去的单一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

在斯密之后，李嘉图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学说，他指出一国即使在所有商品生产上都处于有绝对劣势，劳动生产率比别人低，只要各种商品的劣势程度存在差异，也可以参与分工，获得国际贸易的好处。对于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同样如此。由于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中的生产条件来自于个体之间生产函数的差异，所以，杨小凯把它称之为外生的基于技术效率差异的比较优势理论。从理论上看，一旦分工，就面临生产专业化与消费多样化、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个两难冲突。第一个两难冲突决定了国与国之间要通过交易来解决，而交易必然发生交易费用。当存在交易费用的时候，利用相对比较优势是否必然能够获得分工的好处呢？显然，当交易费用大于分工经济时，分工得不偿失。因此，在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有相对比较优势，还不一定就有分工。杨小凯通过超边际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其中认为，（1）在交易效率很低，交易费用远远超过分工经济时，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2）给定相对生产力、相对偏好、相对人口规模等条件，交易效率的提高将使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

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模型假定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规模报酬不变且每种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随此种投入的增加而递减，生产函数相同（即没有技术效率的差别），但两国的资源禀赋不同。此模型显示在没有李嘉图技术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分工经济可能会因国家之间外生的要素禀赋差别而产生。但杨小凯的分析同样显示：（1）认为如果一国的交易效率很低，并且（或者）比较禀赋优势很小，则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2）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并且（或者）比较禀赋优势程度提高，两国生产结构将从自给自足向低分工结构、二元结构、完全分工结构演进。

无论李嘉图模型，还是H-O模型，比较优势都是外生的，这就好像在说经济发展不是其内部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而纯粹取决于外部条件。经济学家们对此感到不满。同时，这些比较优势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技术和禀赋条件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比技术和禀赋条件悬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的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基于规模经济优势的贸易理论诞生了。D-S模型的基本思路是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意味着消费品种类越多越好，效用水平越高；由于存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厂商应该尽可能把一种产品的规模做大，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一种产品规模做大，意味着消费品种类减少，或者说增加消费品种类，意味着产品生产规模的缩小，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就存在两难冲突；如何解决这种两难冲突，办法是使人口规模和（或）资源增加，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正具有这种功效。这一模型讲述了一个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禀赋条件相同，也没有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也可以选择生产不同的专业，开展分工和国际贸易。D-S模型是一个不需要外生比较利益而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模型，能够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为什么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量大的现象。虽然如此，但D-S模型还不是一个纯粹的内生贸易模型，因为，首先纯消费者和厂商是外生给定的，他们之间的贸易自然也是外生的；其次，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外生的，例如用设备的物理性质来解释规模经济就是一种外生性解释。杨小凯认为D-S模型（1）像传统贸易理论一样，没有能够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理论统一起来；（2）由于生产率只与规模有关，而与生产结构是专业化还是非专业化无关，所以它不能解释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分工水平，进而不能解释经济组织的演进。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无论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都是折衷专业化经济与节省交易费用之间两难冲突的结果。即使所有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都天生相同，没有外生比较优势，只要存在专业化经济，每个人选择不同专业后都会产生内生比较优势。然而，生产专业化与消费多样化之间存在矛盾，只有通过贸易才能解决。而贸易又产生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大于每个人的专业化经济时，贸易不能产生，在多样化需要的强制下，每个人只能回到自给自足状态。贸易产生的经济条件是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这时每个人就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并通过贸易来满足多样化的需要，贸易便产生了。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贸易由地区贸易发展为国内贸易，进而国际贸易；如果存在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交易效率的改进会导致商品种类数的增加。一个社会的专业化程度、结构多样性、贸易依存度、商品化程度、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度等组织结构问题都可以由此说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不像D-S模型那样强调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认为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要视交易效率的高低而定。若交易效率低，像改革前的中国，尽管人口规模大，生产率水平却很低；若交易效率高，像日本、香港和新加坡，人口规模大就会成为加深分工的有利条件，促进经济发展。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水平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水平高的原因。道理就在于发达国家的交易效率比发展中国家高，提高了分工水平，增加了商品种类数，扩大了市场容量，使得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更为有利可图。

我把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称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从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到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我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发生了三大转变：（1）由注重外生比较优势向外生与内生比较优势并重转变；（2）由单因素比较优势向多因素（技术、禀赋、交易效率）综合比较优势转变；（3）由国内、国际贸易理论分离向国内、国际贸易理论统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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