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带不安全与制度设计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拉尔夫·纳尔德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一书，引起了社会对汽车安全的关注。美国国会对此作出反应，通过立法要求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安装包括安全带在内的各种安全设备。现在，这一做法已在汽车行业得到普及。

有关安全带立法的动机无疑是正当的，这种法律的实施的确减少了在重大车祸中司机与乘车人的死亡率。但是，安全带真的安全吗？美国经济学家萨姆·佩兹曼在197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统计数字说明实施这项法律之后，每次车祸死亡的司机和乘车人虽然减少了，但车祸次数却大大增加，死亡的行人和未系安全带的乘客增加了。结果是有安全带的人死亡略有减少，而其他人的死亡率大大提高。结论是安全带增加了车祸和净死亡人数。于是另一位经济学家斯蒂芬·兰德伯格写了一篇文章，副标题就是“安全带如何杀人”。

安全带为什么不安全？这就在于安全带这种制度除了减少司机死亡率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当没有安全带时，司机开车谨慎，也不敢开飞车，事故发生率就低。但这样做也有代价，那就是耗费司机的时间与精力。当减少生命风险与费力耗神的成本相比时，安全是第一位的，理性人必然愿意付出成本去换取减少生命风险的收益。换言之，没有安全带时，谨慎开车是一种理性选择。

但当有安全带时，生命的风险大大减少了，即谨慎开车的收益减少了，谨慎开车的成本并未改变。成本—收益的变动使司机敢于开飞车，满不在乎地开车，酒后驾车或非司机开车。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车祸增加了，行人与没有安全带的乘客死亡率上升了。危险才是最有效的安全保障。怪不得一位经济学家说，最有效的汽车安全设施是在方向盘上安一把匕首———这时哪个司机也不敢开飞车了，因为一出问题司机马上会被匕首扎死，减少风险的收益远大于任何成本，这时当然就不会发生车祸。

在现实中，类似安全带这样动机良好但引起不良后果的制度还有不少。输血式扶贫强化了贫困地区的依赖心态，越扶越贫；最低工资制度使企业用机器替代工人，低收入者找工作更难；等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并研究制度的效果。

制度是人们的行为规则，也是一种社会激励机制。它规范人们的行为，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路径依赖的意义。经济学认为，理性人做任何事情时都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收益大于成本，人们才会去做这些事。制度的作用就在于，使那些对社会不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成本大于收益；使那些对社会有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收益大于成本。这样的制度就能起到有效制约与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

但一种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世界上没有只有好影响而没有坏影响的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所追求的是好影响大于坏影响的制度。一种制度的好坏不在于动机如何，而在于效果如何。如果一种制度好的影响大于坏的影响，就应该肯定，至于它的不足，可以通过相关的制度去弥补。但如果一种制度坏的影响大于好的影响，就非取消不可。设计制度时，一定要全面分析其效果：直接的与间接的，有利的与不利的，短期的与长期的。否则，好的动机可能会引出不利的结果。

安全带确有作用，所以现在的汽车仍有安全带。但同时还必须严格交通安全制度，加大对违章驾车行为的惩罚，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安全带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