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

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是资源由一些非政府组织如企业、家庭、市场所有和配置。资源的所有者通过专业化的协作来提高生产率，由此产生了对那种能促进合作的经济组织的需求。当一家木材加工厂雇佣一位木工时，合作是在一个企业内部的专家之间达成的，而当一位木匠从伐木工那儿购买木料时，合作则是通过市场（或企业之间）来实现的。经济组织理论必须正视两个重要的问题——即要解释那些决定通过专业化与合作生产的所得是否比在一个组织内（诸如企业）或是通过市场更高的条件，以及解释这种组织的结构。

一般认为，企业的特征是通过比普通的市场拥有更为优越的权利（如命令、强制或对行动的纪律约束等）来解决问题的。这是一种幻觉。企业并不拥有自己所有的投入，它也不具有命令、强制及对行动的纪律约束等权利，这同任何两个人之间普通的市场合约没有丝毫不同。对于因你损害我们的交换协议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我只有中止同你未来的业务或诉诸法院来获得补偿，从而对你进行“惩罚”。这一切确实是所有雇主都能做到的，他可以解雇或控告别人，正如我可以不再从我的食品商那儿购买食品以解雇他，或控告他发送劣质食物一样。那么，所谓的企业管理工人以及向他们分派任务的权力到底具有怎样的内容呢？这确实同一个微不足道的消费者所具有的管理他的食品商，并向他分派各种任务的权力没有什么不同。单个的消费者向他的食品商所分派的任务，就是诱使食品商以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提供的商品。这一切确实是每个雇主对他的雇员都能做到的。至于他对工人的管理、指导或分派各种任务的说法，则是一种需要注明的令人费解的方面。它们事实上是雇主继续参与使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约条件的再谈判，他告诉雇员打印这份信件而不是发送那份文件，就像我告诉食品商卖给我金枪鱼而不是那块面包一样。我没有从食品商那儿继续购买食品的合约。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不会被那种必须继续他们之间关系的合约义务所束缚。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长期合约不是我们所说的企业组织的实质。我的食品商可能会对我每天的报酬以及对他的服务和物品、甚至那些不常标价的物品的购买进行运算——因为我不了解它们是什么——并用他的行动来证实我对他的需求导向……他不是我的雇员。

那么一个食品商同他的雇主之间的关系与他同他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哪些差别呢？差别就在于一个队对投入的使用，以及在所有其他投入的合约安排中有些团体处于一个集权的位置，它是一个队生产进程中的集权的合约代理人——它并不具有更为优越的强制性指令或惩戒权力。一个队生产进程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会诱致一种被称为企业的合约形式呢？这些问题促成了本文的研究。

计量问题（The Metering Problem）

经济组织通过投入所有者的合作，将会更好地利用它们的比较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报酬的支付与生产率的一致性。如果报酬的支付是随机的，也不考虑生产者的努力，这种组织就没有提供生产努力的激励；如果报酬与生产率负相关，这种组织就是具有破坏性的。因此，在经济组织问题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需求——计量投入的生产率以及对报酬的计量。

计量问题有时可通过竞争性市场上产品的交换来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在许多情形下，市场可以使生产率与报酬之间建立很密切的关联。如果一位农民在现行市场价格下使小麦产出增加10％，他的收益也即增加10％。这种组织经济的活动方式是对产出的直接计量，它反映了边际产品及分配给资源所有者的报酬正好同它们产出的直接衡量相一致。这种分散的市场交换在促进生产专业化方面的成功，要求市场报酬的变化对相应的产出变化负责任。

在经济学的从边际生产率到收入分配的经典关系中，贯穿着的一个内在假定是，存在一种组织（它或是市场，或是企业）能使报酬到资源的分配与它们的生产率相一致。经济组织以及计量生产率与报酬的经济方式问题，在生产与交换的经典分析中并没有得到正视。相反，这种分析倾向于假定存在一种充分的或零成本的经济方式，好像生产率能自动地创造出它的报酬似的。我们推测其因果导向是颠倒了——特定的报酬支付制度依赖于对特定生产率刺激的反应。如果经济组织的计量能力很差，报酬与生产率之间只有松散的联系，生产率将较低，但如果经济组织的计量能力很强，生产率就较高。那么，是什么使得计量问题发生困难，从而诱致那些能节约计量费用的方式呢？

队生产（Team Production）

当两个人联合将一重物运上卡车时，我们只能观察到他们每天装载的总重量，却无法决定每个人的生产率。在队生产条件下，如果仅仅观察总产出，就很难确定单个人对他们联合投入的产出所作出的贡献。按照定义，产出应属一个队，而且它还不是每个分成员的分产出之和。队生产Z至少包括两种投入Xi和Xj，a2Z／aXiaZj≠O。其生产函数也不能分解为仅包括投入Xi或Xj的两个生产函数，因此，不能将Z的两个分生产函数之和作为队生产函数Z。（举一个分开的例子，Z＝aXi2＋bXj2可分解为Zi＝aXi2，Zi＝bXj2，Z＝Zi＋Zj，这不是队生产。）这里的奥妙就在于Z所获得的一些生产技术大于Xi和Xj分别生产Z时的情形。如果通过队生产所获得的产出大于Z的分生产之和加上组织约束队生产成员的成本，就会使用队生产——这是本文的核心。

对于通过合作行为为什么能获取收益，通常的解释是依赖于它所从事的交换与生产比分别加总的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原理。但正如上文所表明的，合作活动的所得来源中包含着一个队的运作，在这里单个的合作性投入并不能产出同一的可以加总成衡量总产出的分产品。这种合作性的生产活动，我们在这里称之为队生产，由它来衡量边际生产率，以及与之相一致的比分生产函数更为昂贵的报酬支付量。

再重复一下，队生产是这样一种生产：（1）使用几种类型的资源；（2）其产品不是每一参与合作的资源的分产出之和，由一个追加的因素创造了队组织问题；（3）队生产所使用的所有资源不属于一个人。

我们并不想探究所有联合使用的资源为什么不是为一个人所有，而是想了解在队投入的所有者之间所使用的组织、合约类型以及提供信息和报酬支付的方式。针对一个所有者的情形，仅仅注明以下几点也许就足够了：（1）禁止使用奴隶；（2）可以假定，避免风险是一个人不去借足够的钱来购买所有的资产或服务而是去租赁它们的一个原因；（3）购买-再售卖很普遍，以致于短期所有的成本超过了租赁成本。我们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不同人之间的一种组织，而不是关于有形物品或服务，尽管前者大多是后者的各种组合的筛选和选择。

一个队应如何向它的队员支付报酬，才能诱使他们有效地工作呢？在队生产中参与合作的队员的边际产品并不是可以如此直接地和分别地（即廉价地）观察得到的。一个队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是整个队的，而不是每个队员的边际产品，对队员边际产品的计量与确定的成本产生了新的组织方式。把握每一投入的生产率的线索是观察单个投入的行为：当一个人将货物搬到卡车上时，他转向装运下一件货物的速度有多快，他吸了几口烟，被举起的货物有多大程度倾斜于他那边？

如果对这类行为的监察没有费用，就没有人会产生偷懒的激励，因为谁也无法将他偷懒的费用强加给别的人（如果他们的合作是自愿达成的），但是既然相互之间的监督必然要付出费用，每一个投入的所有者在作为队的一员时所具有的偷懒激励，就比他不在队里工作或虽在队里但容易监督时更大。如果经由队生产而使净生产率增加，并造成与维持队的秩序相联的净计量费用，队生产所依赖的就不是分别的单个产出的大量双边交换。

无论是闲暇还是较高的收入都将进入一个人的消费函数。因此，每个人将会调整他的工作与可获得的报酬，以使闲暇和实际产出的生产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他的消费的边际替代率，即他将调整其工作率，以使他的闲暇与产出的需求价格等于它们的真实成本。但是，由于存在侦察、检测、监督、衡量和计量费用，每个人都将被诱致享受更多的闲暇，因为他的产出与闲暇之间可实现的（报酬）替代率的休息效应将低于真实的替代率效应，他的可实现的闲暇成本将比真实的闲暇成本下降更快，因此他将会“购买”更多的闲暇（即更多的非现金报酬）。

如果他的休息不能在零成本下被完全监察出，那么他的效应的一部分将会由队中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从而使他休息的可实现成本低于队的总真实成本。由于这些行为在监察上的困难，使得他的行动的私人成本低于它们的全部成本。既然每个人是对他私人的可实现的（生产）替代率，而不是对真实的总（即社会）替代率作回应，因此，只要其他人对他转向休息的监察是有费用的，就不会（向他们）支付补偿以迫使他进行以实现真实成本的再调整。只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才能使监察的边际所得等于监察的边际成本，这意味着它比在一个没有监督或计量费用的世界生产努力率更低，偷懒更严重。

在大学里，系一级使用的办公电话、纸张和私人使用的邮件往往超过了大学生产率。大学的行政管理者可以通过识别各种情形下应对此负责的人来阻止这类做法。但是，这只有在行政管理者愿意承受的费用更高时才能做到。识别每个人的额外成本（而不仅仅是识别这类活动的存在）会超过系里这类“卑劣的小过失”的递减所带来的节约。因此，系里往往允许一定程度的“特权、津贴或附加收益”。由于这类令人愉快的灵活掌握的活动（在可接受的成本下）无法缩减，学校所支付的现金工资总额就较低，报酬中现金的支付较少，而闲暇、便利和工作更加容易等形式的支付较多。但是，每个人仍然宁愿看到监督更为有效（如果以某种方式进行的监督是没有费用的），因此，他现在作为更为有效的生产队的一员，就可能被支付更高的现金报酬和较少的闲暇。如果每个人在零成本下可使他的报酬获得率达到真实的生产可能性实际率，那么所有的人就可能会实现一个更加满意的境况。遗憾的是，对这些应负责任的人的监督是有费用的，这种费用就相当于对劳动的报酬征一种税。可行的偷懒就是其结果。

应组织怎样的队生产形式才能使监察“实绩”（即边际生产率）的费用较低，并使个人的可实现的替代率接近于真实的替代率呢？从原则上讲，市场竞争可以监督一些队生产（它已组织成了队），那些不是队成员的投入所有者会作为对队的一个较小份额的报酬的回报，来替代那些过度（即要支付过量的补偿）偷懒的成员。潜在的队员之间的市场竞争将决定队的成员构成及个人的报酬，这里没有队领导、管理者、组织者、所有者或雇主。由于这种对工作的分散的组织控制，外来者也许在观察了每个队的总产出后，掂量他作为队成员时的能力，然后通过市场竞争过程，而使经过休整的队能够产生更大的生产能力。队中现有的成员也将恐于被那些只需支付较低报酬的外来者或队中其他成员在支付较高报酬时就提供服务的人所代替。任何预期他偷懒所降低的产出绩效将不会归咎于他人，如果他的活动能被发现，他将会被替代。生产性投入的队正如商业团体一样，将演化成明显的自发的市场——它没有任何集中的、有组织的代理人、队的管理者或老板。

但是，也不能期望单个的市场竞争能实现完全有效的控制，理由有如下两点：第一，由于这种竞争是完全有效的，作为队成员的新的挑战者必须知道偷懒者在哪里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要知道同他们所替代的投入相比，他所能增加的净产出。现有的同伴之间识别偷懒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能是真实的，但是根据定义，对于队生产来讲，通过观察队产出来监督偷懒是有费用的。第二，假定存在监督费用，并假定新的投入所有者为了保住在队中的位置，他必须接受一个较低份额的报酬（或允许生产更多），那么他偷懒的激励至少仍然和他替代的投入的偷懒激励一样大，因为他所承担的费用仍然低于他应负责的整个队产出的降低。

古典企业

减低偷懒的一种方式是，由某人专门作为监督者来检查队员的投入绩效。但是，由谁来监督监督者呢？对监督者的一种约束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由其他监督者所提供的市场竞争，但是由于已经给出的原因，它也不是完全有效的。另一种约束是对监督者施加影响，授予他对于队的净收入及向其他投入支付报偿的权力。如果合作投入的所有者同意监督者可以获取规定的数额以上的任何残余产品（可望是其他投入的边际价值产品），这样监督者就获得了一种作为监督者不再偷懒的追加的激励。监督的专门化加上他对作为一个残余权利者身份的依赖，将使偷懒减少。建立与企业的古典经济理论的追加联系是必须的，享有残余权利的人将如何监督投入呢？

我们使用“监督”一词来意指除它所含的纪律以外的一些活动，包括对产出绩效的衡量，按比例地分配报酬，以及作为监察与估计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方式来观察投入者的投入行为，并给出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分派与指令（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表明的，它还包括强制性地终止或修改合约）。通过足球教练与足球队长的对比也许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教练选择战略、战术，并传递关于使用何种规则的指令，而队长实际上是更接近队员的绩效的观察者和报告者。后者是一个观察性的管理者，而前者则是一个监督性的管理者。就现在的分析目的而言，所有这些活动都包括在“监督”的标签下。原则上讲，所有这些方面都是通过市场所进行的谈判，但是，我们已假定，这种对边际生产率的市场衡量以及对工作的再分派，在队生产下也不是能很廉价地实施的，尤其是如我们的分析所表明的，市场中队生产的团体间的合约谈判费用，并不比在这里所注明的组织中对单个成员绩效的监督费用更高。

获得残余报酬的专家将成为队成员的监督者（即他将管理合作性投入的使用）。监督者通过他所带来的偷懒的减少来获取他的残余，这不仅包括经他同意支付给投入所有者的价格，而且包括观察与指导这些投入的行为与使用。管理与检查队生产中所使用的投入的方式，就是队产出中单个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计量方式。

为了对队员进行纪律约束以减少偷懒，享有残余权利的人必须具有修改合约以及在不终止或改变其他投入合约的情况下，给予个别成员激励的权力。因此，队成员在寻求增加他们的生产率时，不仅向监督者分派了享有残余权利者的权利，而且还给予了他改变个别成员资格及队的绩效的权力。当然，每个队员都可以终止他自己的成员资格（即离队），但是只有监督者才可以在不中止队本身及他与队的联系时，单方面地中止任何其他队员的成员资格。唯有他可以增加或减少队员，改变成员间的组合，并出售队的残余权利者——监督者的权利。这就是整个权利束：（1）是一个享有残余权利的人；（2）观察投入行为；（3）这个集权的团体对于所有投入合约是共同的，（4）改变队的成员资格；（5）出售这些用来定义古典企业（即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的所有制（或雇主）的权利。我们的分析表明，“这些权利已经产生了结合，因为它能比非集权的合约安排更好地解决队生产中的偷懒－信息问题。

每个队员与企业所有者（即对所有投入合约是共同的团体，以及享有残余权利的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简单的报酬合约（quid pro quo）。每个人都可从事买卖，雇员可“命令”队的所有者向他支付货币，在同样意义上雇主也可以指令队员执行某些行动。雇员可以如雇主所能做到的那样中止合约，因此，长期合约不是企业的本质属性。“强制”、“独裁”、‘命令”也是与企业的概念和它的效率不相干的一些属性。

概言之，在前面的关于更多的现金财富进入效用函数的假定下，企业的形成存在两个必要条件：（1）通过队导向的生产可能提高生产率，它所使用的生产技术，在直接衡量合作性投入的边际产品时是有费用的，它使得合作性投入之间通过简单的市场交换更难对偷懒予以限制；（2）通过观察或确定投入的行为来估计边际生产率是经济的。这两个前提条件的同时存在导致了众所周知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合约组织：（a）联合投入的生产；（b）有几个投入的所有者；（c）有一个团体对所有联合投入的合约是共同的；（d）享有这些权利的人可以独立于其他投入所有者的合约，而与任何投入合约进行再谈判；（e）他持有残余的权利，（f）他具有出售他的集权的合约的残余地位的权利。

企业的其他理论

作为题外话要提及的是，我们是将企业理论置于科斯和奈特所提供的逻辑关系中加以讨论的。我们关于企业的观点并不一定与科斯的理论不一致，我们试图将这一理论向前推进一步，并验证一些受到驳斥的内涵。科斯的敏锐洞见是他使得市场的运作不是没有费用的事实更加明确。我们并非不同意他关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市场交易的费用越高，在企业内部组织资源的比较优势就越大的观点，这是一个很难受到非议或反驳的观点。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基于管理的费用而很容易地同意企业理论。因为可以确信的事实是，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管理的费用越低，在企业内部组织资源的比较优势就越大。为了将这一理论向前推进，我们有必要了解企业的意义是什么，并解释在怎样的环境下，“管理”资源的成本相对低于通过市场交易来配置资源的成本。我们所提出的古典企业理论是逐渐退出科斯所指引的路径来达到这一目标的。在我们的解释中，对队生产、队组织计量产出的困难，以及偷懒问题的考虑都是很重要的。但至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方面都是科斯理论所没有的，科斯的分析发展到现在也只是表明了一些不受限制的合约，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意义——既没有残余权利者的地位，也没有雇员与分合约者的地位的区别（没有任何我们下面所表明的意义）。而且，不真实的是，雇员一般以长期合约安排为基础，而被雇佣的人比一系列短期的或不定期的合约更多。

我们所提出的一些追加要素的重要性就在于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控制监督者的人有责任获得残余，也在于我们后边所讨论的公司、合伙经营和利润分享制的含义。企业组织的这些可供选择的形式只在市场费用的基础上是很难解决的，我们的解释也表明了古典企业的定义中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迄今为止还是缺乏的。

此外，技术的发展有时会降低市场交易的费用，同时也会扩大企业的作用。如在织布中利用的“生产”（putting out）体系，其投入主要是通过市场谈判来组织的。随着集中的动力源的发展，与动力源接近的从事队生产的织布就更为经济，这无疑给织布工带来谈判（形成）合约的费用降低，然而，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在一个企业内组织投入的工厂体系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织布者在购买他们使用的装备中的动力源时，并不能像接触电力线那样而简单地移向一个共同的动力源。现在，在设备的联合使用中，队生产就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包括工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他们对机械的联合使用，使边际生产率的衡量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合约的谈判费用降低了，同时由于活动的集中化程度提高，使投入行为的管理也变得更加容易。企业作为一种组织扩大了，尽管由集中权力带来了交易费用的降低。这种理论同样可用于说明现代装配线，因为集中的动力源的形成，扩大了企业作为一种享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形式的生产活动的范围。

一些经济学家步奈特之后，认识到指导者或集中的雇主对财富变化风险的承担，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它是一种可行的安排。而更为反风险的投入被假定为是雇员而不是古典企业的所有者。与企业命运相关的反风险和不确定性与我们的解释没有任何相关，尽管它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个队的所有资源不是由一人所有。这样，风险的作用，它在因无法预期的竞争、技术发展或需求的波动冲击企业所吸收的意外收获方面的意义，就不是我们理论的中心，尽管事实上不完全的知识（进而风险，在这一意义上的风险）是理解监督队的行为问题的基础。我们推断，向管理者支付残余权利（平等）的体制可望是一种减少偷懒的有效手段，它能使队生产更为经济，而不是由于企业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的反风险较小。我们假定“风险的分配”不是古典企业存在与组织的有根据的理论基础。

尽管我们已强调了队生产是一种产生了费用的计量工作，并论述了队生产是企业的一个基本（必要？）条件，但是难道没有其他使计量便宜同时也能产生与这里所分析的企业具有同样的合约安排形式的障碍吗？例如，假定一个农民以早先确定的数量生产了小麦，但是，农民如何种小麦则决定了监督质量变化的精确与困难的程度。为了更经济地估计生产率，纵向一体化可以使一个购买者对农民的行为加以控制。但是这不是一种联合的或队生产的情形，除非‘信息”被认为是生产的一部分。（一个更好的情形可能要拓宽生产的概念，我们在这里将忽略不论。）如果不是组成一个企业，一个购买者可能与他的生产方面的监督者签定合约，正如房屋建造者与监督建筑合约的建筑师订立合约一样，那种安排不是企业。不过，一个企业仍然有可能组织许多产品的生产，在这里没有队生产，也没有分别所有的资源的联合使用。

这一可能性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一个我们所选择的更宽泛的或补充性的方法。（1）正如我们在本义所从事的，它可以论证，当存在联合的队生产时，企业是一种特殊的监察装置。如果引起了其他形式的较高的监督成本，就将使用一些其他形式的合约安排。因此，对于每一种来源的信息成本，可能有不同的监督形式和合约安排。（2）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通过市场的监督是困难的，因此设计了不同的合约安排形式．但是，还不清楚的原因是企业为什么与我们这里所定义的队生产相联系，甚至是高度相关。它同样可能和可行地使用了其他来源的高监督成本。我们没有很集约地分析其他的来源，我们只需要注明我们现在已修正过的假定是正确的就行了，它促进了我们现在的努力。不论怎样，对这里已发展了的理论的检验应看我们所认识的条件对于具有长期可行性的、而不是刚刚创办但容易夭折的企业是否是必要的。联合的大企业或将分散的生产代理人集中到一个人所有的组织，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投资信托或投资的分散化方法。一个持股公司可以称之为企业，因为“企业”一词与拥有收入来源的任何所有制单位有共同的联系。共同使用的“企业”一词的含义是如此华而不实，我们不希望解释共同附着的名目甚或是技术性文献中的每一实体，而是要寻求识别与解释由本文所分析的信息要素的成本所诱致的特定的合约安排。

企业类型

利润分享企业

我们对资本主义企业的解释中有一个明确的假定是，由于一个集中的监督者是享有残余权利的人，他能约束他自己，因此，由他管理队的投入的成本要相对低于对队成员的边际产出的计量成本。

如果我们在一个企业内来看谁是监督者——雇佣，解雇，变迁，提升以及再谈判——我们将发现他是一个享有残余权利的人，或至少他的付出与报酬比其他任何人与企业残余价值的波动更为相关。他可能比具有其他任务的投入享有更多的选择、权利或红利。

我们对企业的解释中的一个内含的“辅助性”假定是，如果残余权利不全由集权的监督者所有，则队生产的成本会增加。因此，我们假定，如果所有的队成员依赖于对利润的分享，则集中的监督者偷懒的增加所导致的损失将超过对其他队成员不偷懒的激励增加所导致的产出所得。如果队的最优规模是只有两个投入的所有者，那末利润和损失在他们之间的等额分配，会使每个人比在队的最优规模较大时具有更强的减少偷懒的激励。因为在后一情形下，偷懒者所导致的损失中只有一个较小的部分由他自己承担，在等额利润分享制下，偷懒的激励与队的最优规模正相关。

前面的分析并不意味着利润分享永不可行。利润分享能促进自我控制，它对于小规模的队更为恰当。事实上，当投入的所有者能自由地作出适合于他们的合约安排时（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一个普遍事实），利润分享似乎局限于合伙制，它们由相对少的有活力的合伙者组成。对于小队来讲，这一类合约安排的另一个优势是，它使得投入之间能进行更为有效的相互监督。监督不需要全部专业化。

如果小队的规模与这样的情形相联系，即投入的专门化管理成本要相对大于队的努力的潜在生产率的增加的成本，利润分享将更为可行。我们假定，如果一个队员的生产率很难与他的行为相关，则管理队投入的成本会增加。在“艺术性的”或“专长性的”工作中，观看一个人的活动并不是了解他实际上是如何想的和心里想做的一条很好的线索。当一队装运工人将货物装上卡车时，投入活动与产出的方式高度相关，因而相对容易管理或指导，而对一位律师对一个法律个案的准备与陈述，就很难管理和指导了。监督者自己不装卸货物也能对装运工进行很详细的指导，对装配线工人的监督可以通过观看装配线速度的变化来进行。但对一个法律个案的准备的详细指导则在相当大程度上要求监督者自己对个案进行准备。其结果，艺术性的或具有专长性的投入（诸如律师、广告专家、医生），应使他们对个人的行为进行较自由的支配，如果对投入的管理是相对有成本，或是无效的，正如这些情形一样，但如果队的努力比通过市场交换的分生产更具生产性，那末就会发展一种利用利润分享制来提供避免偷懒的激励的趋势。

社会主义企业

我们已在自由的联系与自由地选择经济组织的逻辑下分析了古典的所有制和利润分享制企业。当政治的约束限制了可能选择的组织形式时，这类组织不一定是最为可行的。当小的团队利用具有专长的或艺术性的技能时，采用利润分享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政治的或税收的或补贴的因素诱致了利润分享技术，对它们已不是经济的评判时，那末应发展追加的管理技术来帮助减低偷懒程度。

例如，南斯拉夫的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企业是由雇员所有的，在一个限制性意义上，他们能分享所有的残余。这对于那些大企业和雇佣了非艺术性的或不具有专长的工人的企业确实如此。在打破政治的约束后，大多数这类企业期望支付工资而不是分享残余。这依赖于我们在前面的附加的假定，即对残余的普遍分享会导致由监督者增加偷懒所带来的损失超过分享残余的雇员的偷懒减少所带来的收益。如果不是如此，雇员的利润分享就应更频繁地发生于西方社会，因为在这里这些组织既不会被阻止，也不会有政治上的偏好。当对残余的分享会受到政治上的强制时（如南斯拉夫那样），我们预期会引出一些管理技术来减低集中的监督者的偷懒。这一技术不会在西方社会发现，因为在西方，监督者保留了所有的（或大多数）残余，且利润分享只限于一些小规模的、专业性的和艺术性的队生产情形。我们确实发现在南斯拉夫的大规模的残余分享企业中，雇员委员会能向国家建议中止一个管理者与企业的合约（向他的连任投票）。我们假定工人委员会被授予建议终止管理者的合约的权利，这准确地是因为对残余的普遗分享“过度地”增加了管理者偷懒的激励。

公司

所有的企业最初都必须获得对一些资源的控制。公司最初是向那些（如信贷者或所有者）提供金融资本的人出售对未来报酬的承诺，在有些情形下，资源可能是从对消费者将来发货的承诺而预先获得的（如预先出售一本建议书）。有些企业中有一些艺术性的或有专长的人，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时间和技能上“提供帮助”，直到服务的销售带来了收益。对于大多数部分，如果许多（反风险的）投资者为一笔大的投资贡献了一小部分，则资本就能更廉价地获得。以这一方式筹集巨额等额资本的经济学表明，对公司投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修正，要求对付由大量公司股东的利润分享所引起的偷懒问题。一个修正是有限责任，特别对企业来讲一个股东的财富相对较大，它可以使股东免遭大的损失，而不管它们是怎样造成的。

如果每一个股东都参与了公司的每一决策，这不仅会导致较大的官僚化成本，而且由于与不可预期的坏的决策相联的损失的大部分是由许多其他公司股东承担的，因此，许多人在获得了很好的信息的问题的决策上就会偷懒。公司活动的更为有效的控制是为了更多的目的而将决策权力转给一个小的集团来实现。它的主要功能是与队的其他投入进行谈判，并对它们实行管理（再谈判）。公司股东保有修正管理团体的成员资格和对影响公司结构与解散进行决策的权力。

其结果，引致了对所有权的新的修正－－即不需要任何其他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出售公司股份的权利。任何股东都可以从与他具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控制中转移财富，而不是试图控制管理者的决策。这在有许多股东时，比在只有一些不受限制的销售为每个具有不同意见的股东提供了更能接受的离开时更为困难。

事实上，对管理偷懒的监督依赖于将要成为新的管理团体的市场间的竞争，以及在企业内企图替换现有管理者的成员的竞争。除外面的与里面的管理者之间的竞争外，还施行了将股票临时冻结到一个或少数竞争者所有的投票集团的控制。代理战和股票的购买集中了替换现有管理者或修正管理政策所需要的票额，但是它不仅仅是新形成的金融利益所寻求的政策变迁，不管它是否是新的股东。如果创新者拥有较大的股份，向他们的行动的财富所得的集中，正是预期的未来收益向股票价格的资本化。没有未来收益的资本化，在信息决策对公司特征和管理人员施加影响时产生成本的激励就较低。所有制结构会暂时得到改革，从分散的所有制变为决策性权力集团，这是权力再度集中到拥有残余权利的古典企业的暂时复活。

在评价股东权力的重要性时，并不是通常的投票权力的分散，而是将投票冻结到决定性的变化的频率。即便一人所有的公司长期正好只有一个管理者，他也要继续得到所有者的满意。同样，一个投票权力分散的公司可能也具有管理者长期不变的特征。问题是如果管理者的行为方式不为大多数股东所接受时替换他的可能性。股份的不受限制的销售以及代理人的变化，增进了现有的股东或任何外来者相信管理者并没有做有益于公司的事而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可能性。我们并不想比较公司与单个的所有者的敏感性，事实上，我们已经表明，公司结构的特征是管理者－监督者的受托权力问题所引致的。

共有的和非利润的企业

如果股票能够购买和出售，新的管理者所获得的收益就较大，因为这能使预期的改进资本化到新的管理者现在的财富中去，这些管理者购买了股票，并通过他们的管理的变化创造了更大的资本。但是在非利润公司、大学、教堂、国家俱乐部、互助储蓄银行、互助保险公司以及“监狱”，改进管理的未来结果并没有资本化到股东的现在财富中去。（因为如果新的将来的监督者使得竞争更为困难，这些企业的所有制的多倍股份不可能由一人购买。）因此，在非利润的共同所有的企业将发现有更大的偷懒。（这表明非利润企业尤其适合于期望努力更为偷懒，以及企业对所不期望的市场反映价值的回应而再指导使用的领域。）

合伙制

技术性或专业性技能的队生产在合伙制下比在其他队生产形式下更有可能，这可能就是市场组织的队活动以及一个非雇主的地位。因此，将利用自我监督的合伙制，而不是使用的雇主－雇员合约。这些组织对于阻止由偷懒所导致的努力的过度冲淡很小。合伙制也更可能发生于亲戚之间和保持长期关系的相识之间，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分享了一个共同的效用函数，而且还由于每个人都能更好地知道其他人的工作特征和偷懒倾向。

雇员联盟

雇员联盟，无论它们做了些什么，都发挥了雇员的监督者的作用。雇主监督雇员，同样雇员也监督雇主的绩效。关于是否能按时和以好的通货来支付正确的工资，这一般能十分容易地检查出来。但是雇主的有些形式的绩效是不容易计量的，它更可能导致雇主的偷懒。小费常常是以非现金的、应急的形式支付：药品、医院、意外事故保险和退休金都是应急性的支付，或其绩效部分是由雇主向雇员支付的实物形式。每个雇员都不能像评价货币工资那样而很容易地评价这类支付的特征。保险是一种应急的支付，雇主在遇到应急事件时可能是很沮丧的。如果他能很容易地决定其他人对应急事件的进展，他还能很准确地评价雇主的绩效，他可能“相信”雇主在这类小惠支付中没有偷懒，但是他宁愿选择对这些支付更有效的和更经济的监督。我们看到一个专家型的监督者（雇员联盟的代理人）为他们所雇佣，由他们来监督雇主的支付，这是雇员在监督时感到最为困难的方面。雇员愿意雇佣一个专家型的监督者来管理这些很难监察的雇主绩效，尽管他们的监督者在使用津贴和退休金时并不完全是为了雇员的利益的激励。

队的精神与忠诚

每个队员都宁愿一个队中没有人（甚至包括他自己）会偷懒。那样，真实的边际成本与价值就会相等，从而实现一个大家所喜欢的更好的境况。如果在队的忠诚与精神的指引下能够增进不偷懒的共同利益，那末队将更为有效。在这些事情上，队的活动给予了最明确的说明，忠诚与队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很显然，具有队的精神与忠诚的队的境况会更好，这是因为它的偷懒减低了——而不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内含于忠诚或精神中的特征。

公司和商业企业都试图灌输一种忠诚精神。这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通过过度工作或误导雇员来增加利润的手段，也不应被视为一种为了亲属关系的青春期的激励。它促进了雇员潜在的生产与闲暇的替代率的更加接近，并能使每个队成员实现一个更好的境况。当然，要创造一种经济的队的忠诚精神是很困难的，它可能要鼓吹道德行为准则——一种在字面上与基督教的《十戒》具有同样基础的道德——如果我们承担了全部的成本，则它将限制我们所要选择的行为。

由企业所有的投入的形式

至此，我们已检验了我们所定义的企业为什么会存在。那末，为什么一个作为共同部分的所有者——雇主会与队活动中的其他投入所有者订立合约呢？要回答这一问题，也应表明联合使用的各种形式的资源可能由一个集中的所有者（雇主）所有，且受雇的人可能不是队的所有者。我们是否能识别导致各种投入被雇佣或为企业所有的特征或特性呢？

一个享有残余权利的人，集中的雇主（所有者）怎样才能宣称他有能力在发生损失时向所雇的其他投入支付所承诺的量呢？他可以预先支付，他也可以提交足够的财富来包括负的残余，后者可能采取将机器、土地、建筑物或原材料交托给企业的形式。但提交劳动者的财富（即人力财富），给出人的产权，则很难行得通。这些考虑表明，享有残余的人（企业的所有者）将是再出售企业资本装备的投资者。物品或投入更有可能由企业的所有者进行投资而不是出租，这相对于初始成本来说会有更大的再售卖价值，且在企业中相对于物品的经济寿命会有更长的预期使用。

但是，上面所发展的一些要素已超出了对众所周知的企业制度存在的解释——即监察产出绩效的成本。当使用一种耐用的资源时，就会有边际产量和折旧。它的使用要求所支付的量至少要包括由使用所引致的折旧，除非使用者的成本是特别容易监察的，对它的支付能使需求与预期的折旧相一致，我们可以确定每一种情况。对于一把坚硬的斧子，由于它的边际产量很容易监察，因而它具有零使用成本。但是如果假定斧子是可以损坏的，对它的不仔细的使用（这比仔细使用更加容易）更容易滥用，导致斧予更大的折旧。另外，假定通过观察它被使用的方式比通过只看斧子在使用后的情形，或通过衡量一把斧子给一个劳动者所带来的产出，能更容易地监察它被滥用的程度。如果斧子在缺乏所有者时被出租和使用，它的折旧要大于所有者能对使用进行观察和使用者的出价与所强加的折旧相一致时的情形。（粗心的使用比仔细的使用更有可能——如果他没有支付更大的折旧。）因此，由于没有所有者时的预期使用者成本要高于所有者的使用，他将要求一个更高的出租价格。由于观察特定的使用者成本，通过检察使用以后的斧子困难较大，其预期就较高。因此，在这一情形下出租比所有者的使用成本更高。这就是错误地表达所有者的使用比出租更为经济的正确内容——他忽略了所有在相反方向上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如提供税收、短期占有和避免资本风险。

交易工具是一些更好的例子。修表匠、工程师和木匠一般都拥有自己的工具，尤其当它们是便于携带的时。卡车与其他同样昂贵的队投入相比更有可能由雇员拥有，因为由司机来精心地使用卡车要相对便宜。当卡车没有专门化到一个司机时，更有可能是由不驾驶的所有者来监察卡车的使用，如公交车。

我们这里研究的要素是与监察的成本相关的，它不仅要监察一种投入的总产出绩效，而且要监察投入在使用中所遭受的滥用与折旧。如果所有者看到它的折旧或使用者的成本比仅仅观察投入在前后的情形更容易监察，则会促使所有者使用而不是出租。当其他人的使用将使用者的成本算入所有者的使用，则对资源的使用就很难监察。用通俗的话来说，不在所有制是很少有可能的。假定在缺乏所有者时暂时不能实行劳动的服务，则劳动的所有者比在提供劳务时劳动的所有者不知道使用的方式和它是如何发生的时能更廉价地监督他自己的滥用，如果他不拥有他自己，则他滥用自己的激励也会增加。

上述分析与不在地主和分成制安排问题的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解释企业的合约安排的同样因素有助于解释租佃、雇佣劳动或分成制的影响。

企业作为一种专门收集、整理和出售信息的市场制度。

企业是一种高度专门化的代理市场。任何注视一种联合投入的人都必须探寻和监察所得的联合投入的质量。他可能与一个就业代理人接触，但是这一代理人在小城镇同拥有许多投入的大企业相比优势很小。雇主利用监督许多投入的优点，获得了关于他们的生产技能的特别优良的信息，这有助于提高他的指令（即市场雇佣）的效率。当他帮助他们确定了对队活动的良好的投入组合时，他就向雇员－投入“出售”了信息。那些作为雇员工作或向他出租了服务的人将使用他们以识别优良的投入组合。不仅指导者－雇主“决定”每一投入应如何生产，他也能估计异质投入的联合劳动会更有效率，他在一个私人所有而组成队的逻辑下确实是如此。百货商店是一个企业，它是一个优质的私有市场。在一个镇上购物和工作的人们正如在一个私有企业购物和工作的人们一样。

这是在同质性假定的理论文献中被遮掩了的市场营销功能。它不言而喻地将它们留给了个人通过市场搜寻来做，好像一个人在搜寻时没有专家性的雇员的收益。企业是否会因这一有效的信息服务而产生，它给出了指导者－雇主更多的关于队投入的生产技能的知识，它是关于这些异质的资源的有效的和确利的组合的优良决策的基础。

简言之，我们可以肯定，由已经在队里的投入的有利的队生产机会会比资源在企业外时更为经济和确定，已经在组织内使用的资源可能比在外面获取新的资源（和知识）能更经济地识别和形成优良的投入组合。雇员安排的促进与修改（合约）宁愿由企业来进行而不雇用新的投入。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原因是预期企业有可能以一个联合大企业来经营，而不是坚持生产单一的产品。具有异质资源的有效生产不是拥有更好的资源的结果，而是能更准确地知道这些投入的相对生产绩效。较差的资源的支付较少，这与它们的劣质性相一致。更准确地知道投入的潜在的和实际的生产行动，而不是拥有了更具生产率的资源，使得一个企业（或投入的安排）是有利可图的。

本文概要

由于普通的合约按照比较优势促进了有效的专业化，因而对于队生产进程来说，一些在联合投入间的特别的合约被共同用于队生产。不是由于所有联合投入的所有者的多边合约，而是一个集中的共同团体促进了队生产中的联合投入的有效组织。合约形式形成了所谓的企业——尤其是适合于组织队生产进程的实体的基础。

队生产是投入的一种联合与联合使用，它产出了一个比投入的分别使用所得出的产出总和更大的产出。这一队生产要求（像所有其他队生产过程一样）如果能实现有效的生产，应对边际生产率作出评价，由几种不同所有的联合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不可分性，引起了对每一投入所有者的资源或服务的边际生产率的评价成本。对生产率的计量与监督，以使边际生产率与投入的成本相配，从而能在企业内（比所有投入通过市场的双边谈判）更经济地实现偷懒的减少。

我们这里所认识的古典企业的实质是一个合约结构，它拥有（1）联合投入的生产，（2）几个投入所有者；（3）有一个团体是所有联合投入的合约所共有的；（4）它拥有与任何投入合约进行再谈判的权利，在谈判时可独立于与其他投入所有者的合约；（5）它持有残余权利；（6）它拥有出售这一集中的合约的残余地位的权利。集中的代理人被称为企业的所有者和雇主。它并不包括强制性控制，其安排是一种能与集中的代理人进行再谈判的简单的合约结构，合约结构作为一种增进队生产的有效组织的方式而产生。尤其是，监察队生产中联合使用的投入的所有者的偷懒的能力由这一安排得到增进（监察成本降低了），且对投入所有者的约束（通过修改合约）更为经济。

对不同的组织类型——非利润、利润分享、联盟、合作社以及合伙制的分析，并通过不同的投入形式的分析表明的涵义为，它们倾向于由企业所有，而不是由它所雇用。

我们已推断了一个非常假定性的但也可能是很重要的解释。作为集中的团体（雇主）的信息流的结果，企业在关于大量特有投入的生产特征上呈现了一个有效的市场特征，它使这些信息能更廉价地获得，对资源的重组与新的使用可能比普通市场上的传统的搜寻能更为有效地确定。在这一意义上，投入是在一个企业内或企业间的相互间的竞争，而不是传统设想的通过市场的单一竞争。对企业内的竞争则使投入在企业间的竞争暗然失色。假定竞争是对关于不同投入的质量，它们在不同的潜在应用中的不同使用的知识与信息的显示与交换，这表明企业是一种增进投入资源的竞争的一种装置，同时又是一种能更有效地向投入支付报酬的装置。与市场和城市这种公共的或没有所有者的市场相比，企业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私有市场；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认为企业和传统的市场是两种竞争性的市场形式，是私人所有的市场与公共的或共同的市场的竞争。市场能忍受共有产权在组织与影响有价资源使用中的不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