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人文关怀

经济学试图为世界提供“理性选择”的实证分析。人文学试图为世界提供“人”在其中生存的意义。

“意义”是多层次的。首先，它是行为主体对世界的“理解”。其次，这种认知过程本身可以具有值得追求的意义。第三，意义是行为主体在其理解了的因果链条中意欲追求的任一环节。最后，意义可以成为行为主体对“此岸”世界之为一整体的“超越”，即作为“信仰”的“意义”。

显然，在“理解”/“阐释”之外，“意义”也意味着“行动”，并且在这一意义上成为“可观测的”和“实证的”。所谓“外化”，越是“非私人性”的行动，即“社会行动”，其“意义”的昭显就越具有“主体间客观性”（intersubjective），即要求假设“他人的自我”之存在性。

但是，那些最高层次的意义往往是最私人性的，从而最缺少主体间客观性，故而最不能纳入实证分析的框架。另一方面，那些最高层次的意义往往最具有持久的和根本的影响力，它们往往决定了人的长期和核心的行为目标。

经济学试图从“物”的维度“解释”人类行为；人文学试图从“心”的维度“解释”人类行为。注意：“解释”只是为了比较。“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世界，“经济学”在寻找解释时，是“经济科学”；“人文学”的目的在于为生活提供/寻找“意义”而不是或不仅仅是“解释”，“经济学”在理解并进而寻找意义时，是人文的。

马歇尔（Marshall，《经济学原理》）说过：决定人类行为的最根本最持久的力量，一类是经济的，一类是宗教的。韦伯（Weber）特别区分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后者用于解释追求意义的人类行为（“意义”最大化）。

从“物”的维度看人类行为，每一个人都是平均的，无差异的，和无个性的。非如此而难以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从“心”的维度看人类行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唯一的。非昭显其“个性”而难以成就其“人生”的“意义”。于是，前者符合黑格尔（Hegel,《逻辑学》、《哲学全书》）为“量”（quantity）所下的定义；后者符合康德（Kant，《逻辑学》）为“质”（quality）所下的定义。质的表达必须是“叙事”（discourse）的，而非“定量”（quantification）的。

故而，有“非实证的”理性选择（“价值理性”之类），有“实证的”理性选择（“工具理性”之类），有“实证的”非理性选择（“图腾与禁忌”之类），有“非实证的”非理性选择（“信仰事件”之类）。

何谓“理性”与“理性选择”？“理性”的拉丁文“ratio”，又源自希腊词根“logos”，意思是度量和言说。“选择”的意思包括了“alternative”，即转向其它的可能性，还有“比较”的意思。

“理性”的第一层含义是“最大化”，如阿玛蒂亚.森（Sen）所论。但最大化“什么”？这是个问题。经济学家试图把“信仰行为”也纳入主观效用的最大化框架（“此生”与“来生”效用的加权和），解释力颇有限且不令人信服。（参见汪丁丁的文章，“宗教行为的经济学解释”，《经济学家茶座》2001年第4期；及“被建构的宇宙和被解释的宗教”，《读书》2002年第8期）。

“理性”的第二层含义是“自恰性”，亦如森指出过的。但世界的量子论解释恰恰基于玻尔的“互补性”原理，即“逻各斯”通过对话而昭显自身（尼尔斯.玻尔《哲学论文集》，“知识的统一性”），而非“因果性”原理。后者只对特定的观察者而言构成“自恰”世界，对全部观察者而言则构成“矛盾”世界。

“选择”，首先要求有选择的“自由”（可以转向另外的可能性），其次要求选择者有认知各种可能性的“能力”，最后要求选择者有落实其选择的“意志力”。可惜，在这三方面，经济学假设都存在失效的“边界”（三个“bounded”）：“bounded rationality”，“bounded will-power”，“bounded self-interest”。来自行为学的实证研究表明，当人的选择接近了上列的三类边界时，选择行为将系统地显著偏离经济学“完备理性”假设下的行为模式。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94，“choosing what to choose”）说过“道德成本”这件事。他提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人人都当小偷？”，他的回答是，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存在着行为的道德成本。阿尔钦（A.Alchian，"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说过：人们“选择集”的边界是由社会划定的，即权利的界限。康芒斯（J.Commons,1931,“institutions”）说过，每一项“交易”都涉及三类社会关系：1、利益冲突，2、相互依存，3、社会秩序。以上所引，“秩序”、“权利”、“道德”，都无法独立于特定社会的成员之间交往、对行为的意义的分享和阐释、道德与文化传统。

制度经济学家（诺斯(D. North)、巴泽尔(Y. Barzel)、康芒斯）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秩序/权利/道德”与“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意义的分享和阐释/道德及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人文学家（布伯(M. Buber)、哈贝玛斯(J. Habermas)、布鲁默(H. Blumer)）试图从“对话的逻各斯”的角度理解上述“交往/意义/文化”与“秩序”之间的关系。概括一下：制度经济学寻求人类社会如何在“利益的冲突”中建立秩序；对话的人文学寻求人类社会如何在“意义的冲突”中建立秩序。但任何人类社会的秩序都同时是“行为模式”以及“共享的意义”。没有“共享的意义”的行为，不能被人群“模式化”。反之，非模式化的行为，其意义（或核心理由）总是主观的，而非“主体间”共享的。

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只要不仅仅关注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而且还关注配置经济资源的秩序何以确立的问题，那么他就在“秩序”问题上，不得不关注人文学以及人文问题，所谓“人文关怀”。正如同任何一位人文学家，只要关注意义的秩序并且关注“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意识”，就不得不学习经济学知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