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与他的道德外生说

樊纲是中国经济学界少有的，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都有深刻理解的经济学家，他曾经梦想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但不知出于理智的判断还是俗世的诱惑（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他最终放弃了这种努力。我想，于樊纲来说这一定是非常痛苦的。

1995年10月，樊纲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可以称之为他个人研究生涯划时代的檄文《“苏联范式”批判》，从此宣告了他与中国传统经济理论的彻底决裂。其时，中国主流经济学已深受现代经济理论的侵蚀，以樊纲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素养，他完全可以在中国经济学的主战场上淋漓尽致的发挥一番，但是他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不过从近几年他在一些非主流杂志发表的非主流文章来看，他并没有停止对经济学的思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经济学道德问题的寻源，从中也许能重温他已经中断的美好梦想。

去年6月，他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颇具樊纲风格的文章《“不道德”的经济学》，力求在一个给定的道德规范下来保全经济学的“最大化”假设。他说，经济学“只是在给定的（由别人给定的、由别的学科给定的，或者就是由社会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是把人们（个人或社会）的‘偏好’、‘口味’、‘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平等观’等等当作‘外生的’、在经济体系之外决定的东西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接受下来，然后在某种（任何一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等的范围内，进行经济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告诉人们，在目标和利益相互冲突、相互约束的个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妥协才能实现某种‘均衡’（‘市场均衡’的真谛在于利益的平衡），达到冲突双方或冲突各方的利益最大化（‘最大化’的真谛在于‘不能再大’），等等。”在这个前提下，经济学家“不妨就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让人们去说话，走你自己的路。” 樊纲在这里表达意思其实就是说“最大化”的假设只在经济学的领域内才起作用，而在那个对经济学来说已经“给定”的道德世界中，人类行为奉行的将是另外一种“原则”。也许可以是任何一种“原则”，但它绝对不会是“最大化”原则，否则人类的道德行为和经济行为就应该存有“通约性”，那么也就不存在“道德价值观念”的“外生性”了。因此樊纲的“道德外生说”实际上等于放弃了“最大化”的最大化努力，等于承认了“最大化”作为人类的经济理念其本身是不可能最大化的。

但这样一来，樊纲的“道德外生说”就把现代经济理论推上了一个岌岌可危的悬崖：当壮士为了名誉宁可舍弃生命的时候，当英烈为了理想甘愿抛洒热血的时候，当圣徒为了信仰不惜奉献肉体的时候，经济学的“最大化”假设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人们凭什么要相信“经济学传道士们”关于人类理性的推测呢？难怪梁晓声要向经济理念清算道德沦丧之原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