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季刊》新任主编朱家祥

对于许多台湾学者来说，几乎有着相似的一条人生“路线图”：先在台湾本地上大学，然后到美国留学并在当地工作，多年之后回到台湾。如今，在这条“路线图”上，许多台湾学者还加了一个目的地：大陆。

朱家祥也一样，在获得台湾东吴大学经济学学士、台湾大学经济学硕士后，他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攻读经济学博士，拿到学位后就留在美国工作。在美国呆了18年后，他又回到母校台湾大学任教。2006年6月，朱家祥又一次做出人生的重大选择：离开台湾，西进大陆，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全职教授。

他为什么选择到大陆教书？有着丰富执教经验的他对两岸学生有什么独特的看法？对于他所专长的计量经济学及其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就这些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对大陆经济发展充满好奇心的朱家祥教授。

新环境让人很振奋

记者：您与许多台湾知名教授一样，当年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到台湾，但之后又选择来大陆，您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朱：这是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环境总给人很振奋的感觉。我在美国求学、工作总共18年后回到台湾，这中间有诸多因素，其中一个原因是当你在一个环境呆得太久，容易腐化，所以我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我从来没有想过老死在美国，终究还是要回到台湾来，但在台湾那个环境过得太久了，也腐化了，所以有机会到大陆来，我就来了，一个新的环境让我喜欢。

记者：您不断地换环境，是为了开阔视野还是为了您的研究？

朱：这两者都有。大陆正处在崛起时期，能够身临其境当然不容错过，崛起现象在学术上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并不能很好解释大陆崛起的现象。

西方理论与大陆实践的矛盾现象值得探讨

记者：许多学者说，大陆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研究的范例，对于您来说，大陆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朱：从经济学来讲，大陆的主要思想来源地还是在西方，但是西方经济理论很大一部分不适合大陆，这就产生了学术理论或想法与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已经发生了，而且摆在我们面前。比如西方经济学通常说，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首先要做到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如果金融市场不自由化，经济发展就跟不上，但是我们看到，大陆的金融市场还没有自由化，经济却发展得很好，现象和说法就产生了矛盾，这就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领域。所以来到大陆之后，对于大陆产生的很多现象，我怀着高度的好奇心。

记者：您到大陆这一年多来，与大陆学者同仁在观念或者研究方法上有区别吗？

朱：这倒没有。我所在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一色都是海归，受到的学术训练、思考方向基本相同，包括做学问的态度，看法都是相同的。海归的人很看重学术的公正性，我们这个中心对不负责任、抄袭、学术上的邪恶，是绝不允许的，这是我们做学问的基础，是绝不会改变的，虽然有时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看法，但不代表我们会有冲突。

记者：不同背景带来不同看法，这种互补性是不是让您对同一问题会有更深刻的了解？

朱：那当然，尤其是今天的学术专业性非常强，一个学宏观的，一个学微观的，一个学计量的，看同一个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会形成不同学科理念的互动，这对于了解一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大陆学生像海绵，更好教

记者：您的课在北大很受学生欢迎，对于两岸的学生，您觉得有什么差异吗？

朱：两个地域的学生处在不同大环境之下，台湾学生的自主性比较强，他们有多元的目标，大陆学生潮流性比较强，目标比较有限，可将来大陆学生也会慢慢增强自主性。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多元化、多样化的时候，他们也会有多元目标的思考。所以是大环境影响了年轻人，并不是这些年轻人天生素质不一样。

记者：相对来说，哪边的学生好教些？

朱：（笑）当然大陆学生好教，他们就像一块海绵，碰到什么东西都要吸收，他们孜孜不倦地朝着有限的目标前进。比如说大陆的年轻人，在校大学生，第一个目标是要出国留学，第二要到外企工作，第三想要自己创业，不管选择哪一个，只能在那个上面非常地勤奋，才能达成目标。大陆学生的目标性很强，为了达成那个目标，他们尽可能地吸收所能达到的，所以我戏称他们像一块海绵，目的性非常非常强，比较好教。

每次都做正确决定是不可能的

记者：对于一般人来说，计量经济学是很陌生的学科，您为什么会选择它？

朱：我选择计量经济学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当初我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之后，学校里专业只有两个强项，一个是微观经济学，另一个就是计量经济学，我只能二选一，我认为计量经济学在未来整个经济学中是一个重要工具，所以就选择了它。

我觉得经济学比较像哲学，而计量经济学又比较像科学，我始终认为哲学里面一定要有科学的成份，反过来说，科学里面一定要有哲学的成份。经济学里一定要有科学的成份，否则它永远只是哲学，不能解释真正的实际现象。

记者：那您当初为什么说自己从事经济学研究，成为一位计量经济学家是 “一系列错误的累积”？

朱：（笑）我戏言是一系列错误的累积，是有含义的，是要告诉年轻一代，当你在做一项决定时，你的资讯永远是不完全的，在这个当下，你永远不知道做的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选择。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在任何紧要的关头，每次都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所谓一个决定的正确与否，要从后面来看，当你过了30年之后，再来看你做的选择，如果觉得还可以，即使你当初做的决定是错误的，那也没有什么。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心理素质比较弱，其实选择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计量经济学在大陆大有用处

记者：您认为计量经济学在研究大陆经济中有多大作用呢？

朱：可以起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相比其它学科的发展，计量经济学在大陆发展缓慢。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陆现在还没有一个可信的金融系统稳定性指标，这个指标在政府决策上会起到重要参考作用，可是这个指标怎么构建出来，我们需要哪些变量来构建一个合理的指标，这是计量经济学可以起到作用的地方。比如说经济景气的时候，稳定性指标也到了一个亟须注意的状态时，这个经济景气就可称为过热。一般人认为过热是负面的名词，其实稳定性指标只要在可控范围内，就不需要忧虑。计量经济学在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上是有作用的。另外，风险管理也需要计量经济学的科学管理，如果有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专业人士来管理，风险投资才会到位。

记者：这也是您认为在大陆做研究的空间所在？

朱：对。西方经济学与大陆实践产生了很多矛盾，大陆宏观经济的改革曾经遭受了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质疑，起初质疑数据的真实性，计量经济学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后来他们质疑制度的局限性，因为他们认为大陆有计划经济也有市场经济，这种双轨制是不可共存的，所以认为大陆的经济制度有局限性；后来又质疑增长的持久性，他们认为这种高速度成长不可能持久，可他们说完之后，大陆的高度经济成长已经持续了10年；现在又来质疑大陆的创新不足以及对环境的牺牲等。我认为创新需要一个扩散的过程，创新不足是比较抽象的看法。当然，中国领导人看到了环境事关未来子孙，于是有了绿色GDP的概念，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大陆经济成长还会持续20年

记者：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您对大陆经济的未来发展有怎样的思考？

朱：未来几年，奥运肯定会对大陆的经济发展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当奥运过后，大陆经济发展是否会产生一个拐点？这恐怕不是一个单纯的奥运因素能够决定的。现在我们看到物价上涨，这不是个别的，是一个全球性现象，物价上涨的背后有油价上涨因素。如果大陆采取一些措施抑制物价上涨，肯定要不断提升利率，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当然也会减缓经济成长，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对来说还是来得高。

我认为，经济成长不仅限于经济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其中社会安定极端重要，中国政府在“十一五”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了，所以主题是和谐社会，这是经济成长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能逐步迈向和谐社会的目标，我相信大陆的经济成长还会持续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