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的良知

作者=梁锡崴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原标题=“经济学的良知”

——1998年诺贝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对经济学的贡献

来源=经济论坛1999. 1

1933 年, 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为一个初生的婴儿取名为阿马蒂亚( Amartya) , 意为“不凡”。诗人对孩子的父母说: “ 这是一个杰出的名字, 而我也能预见到这个孩子将会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如今, 他的预言实现了。65 年后, 这个昔日的孩子因为他对经济学的贡献而被授予了1998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 他就是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

森生于印度的孟加拉湾, 在印度完成他的学士学位后便赴英伦求学。1959年获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 其后便辗转于印度和欧美各大学任教, 先后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 并于今年的1 月重返剑桥的三一学院, 担任该院院长。

森的家族与泰戈尔有着特殊的关系。森的外祖母便是泰戈尔的私人秘书。森承认, 泰戈尔诗歌中对人性和良知的赞颂对他影响至深, 而他又把这种影响活化到了经济学的研究之中, 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所说, 森的研究体现出“ 经济学中的良知”。他学术研究中最独特之处和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将经济学与道德规范重新结合在一起, 将经济学重新引回了注重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道路, 在此基础上重新塑造了福利经济和发展经济学的面貌。这就是西方传媒将森称为“ 经济学家与哲学家的结合”, “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统一”的原因所在了。

《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

作者:阿马蒂亚·森

出版时间：2004年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在经济学的幼年, 经济学家们普遍重视对价值观念的研究, 如亚当·斯密等, 但到了近代, 价值和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冷淡。即便是许多专门研究福利问题的福利经济学, 如卡尔多、希克斯、罗宾斯等也受了影响。他们认为, 经济学只应研究资源配置或效率最大化问题, 而应把价值判断甚至是公平分配剔除出经济学的考察范围, 这就是所谓价值免谈的观点。森极力抨击这种论调, 他认为这种价值免谈的原则对可以运用的信息施加了种种限制, 使得非经济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很大的事件如压迫、剥削等被排除在社会福利函数之外, 这样便使经济学的信息基础极为薄弱, 也使得对社会福利的判断往往极不全面甚至谬误百出。森写道, 这种论调无异于“ 赞同这样的社会存在, 在这个社会中101 个人可能任意折磨1个不情愿的受害者”。

在70 年代出版的名著《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中, 森重新发现和系统论证了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这些“ 非经济”领域对于经济理论和现实生活的重要意义并成功地运用价值判断解决了许多传统福利经济学无法回答的问题, 如“ 囚犯的困境”、“ 阿罗不可能定理”等等, 引起了轰动。许多评论写道, 森横空出世, 立场鲜明地将似乎是非经济的价值判断引入“冰冷” 的经济学的研究之中, 凸现了社会伦理道德对于经济活动的重大作用, 使得这些久被遗忘的领域又重新进入经济学的视野之内。将“ 为往圣续绝学” 用在森身上, 实在是恰如其分。

随后, 森又转向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在最近的十五年中, 森的注意力集中在较少为人重视的对灾荒、贫困以及歧视等问题的分析上, 将他提出的对“ 个人权利” 和“ 能力” 的分析方法引入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 取得了极大成功。这些工作不但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 更赢得了世人的爱戴。难怪在他获奖后, 西方媒体一致认为, 他获奖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贡献, 更是因为他与贫困、无知和剥削所做的长期不懈的斗争。

也许是因为生长在贫困的印度大陆, 森对经济发展的理解也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学家不同。在西方传统经济学眼中, 社会发展几乎等于人均收入的增长。因为经济学家们总是假设财富的增加也会随之带来福利的提高, 这就是所谓的“ 财富万能”观点。森认为, 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例如, 一些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 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反而高于许多人均收入高的国家, 这就充分显示出以人均收入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的不足。森旗帜鲜明地写道: “ 我们必须注意事物的底层, 而不仅是反映多数人生活状况的平均数。” 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 而是因为“ 增长过程中带来的相关利益。例如更高的预期人均寿命、更好的教育等等, 因此, 经济增长只是手段而非目标”, 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对个人“ 权利和能力的提高”。他认为, “经济发展最终应该归结到人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例如人们是否长寿、健康, 能否读书写字、相互沟通等等”, 因此“ 经济发展应该被视为一个个人能力不断扩展的过程”, 而经济也不应只局限于研究总产出、总收入, 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

在森的论述中, 权利指的是“ 个人在社会上运用他享有的权力和面临的机会而获得的可选择的商品束”, 即个人尽其所能达到的生活水平。例如某人可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或他拥有和制造的商品获得200 美元的收入, 那么他的权利便是指他用这200 美元所能购买到的商品束, 他的生活水平也取决于这个商品束。能力则是指受权利制约的个人价值实现活动的机会或获得存在状态的机会, 即取得不同的生活条件的能力, 例如能否获得足够的食物等。因此,经济发展能否提高社会福利取决于社会上的个人是否能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 取决于个人的“ 权利与能力”。

运用权利和能力标准, 森对饥荒的起因也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这就是森与众不同的饥荒起因学说。

《贫困与饥荒》

作者:阿马蒂亚·森

出版日期：2004年04月01日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认为, 饥荒的原因是因为食物的短缺, 因此要防范饥荒, 便要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及有效的国际食物援助。森认为, 这种以食物为中心的观点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在名著《贫困与饥荒》 一书中他写道: “ 如果有人在挨饿的话, 那么显然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他们不能获得粮食? 是什么允许某些阶层可以占有足够的食物, 而某些人却要挨饿?”他认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唯一可以出卖的东西是他们的劳动力, 因此他们寻找工作的能力、工作的工资率和消费品的价格便决定了个人的权利, 而这个权利又决定了他们能否拥有获得足够的粮食的能力。粮食供应之所以重要, 实际上是因为粮食的供应可以通过市场价格制约个人获取粮食的权利和能力。可见, 饥荒的起因并不仅仅是粮食的短缺, 而是在贫穷的国家里的社会贫困, 是由于社会贫困引起的某些社会群体对于“获取粮食的权利的丧失”。这种获取粮食的权利和能力的丧失才是造成饥荒的根本原因。因此, 即便是在粮食并不缺乏的地区, 饥荒仍有可能发生。

随后, 其他经济学家对饥荒的实证性检验也证实了森的论断。例如福格尔对1500 到1800 年欧洲饥荒的分析, 高斯对印度19 世纪饥荒的分析, 洛克和艾发哈尼对80 年代中期苏丹饥荒的分析, 都证明了饥荒经常在食物的总供给并未下降的情况下发生, 这证明了森的理论。

因此森认为, 饥荒能否发生关键不在于粮食的贮备, 而在于政府的政策,在于政府的政策是否能提高人民的“ 权利”和“能力”。如果一个政府能够重视对个人的“ 权利和能力” 这种“社会机会”的建设, 那么不但可以避免饥荒, 而且在经济冲击到来时, 也能有足够能力应付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

森一直认为, 一个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机会的建设, 也就是说, 政府应通过国家福利活动的形式对经济进行适当的介入。例如建立教育和医疗等公益体系, 为个人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充足的机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中更应注意这一点, 否则过快的对外开放给一个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可能不是利益, 而是灾难。森认为, 尽管国际化会带来巨大的利益, 但如果一个国家在缺乏社会机会的条件下贸然用尽可能高的速度开放的话, 那么“ 不过是自找麻烦而已。”因此, 国际化应该在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的支持下进行, 特别是在国际化中必须注意“ 社会安全体系” 的建立, 以保证在灾难来临时, 受打击最重的群体能得到适当的社会保障。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 森的学说围绕着对贫困、不平等和对社会成员的权利、能力和福利的探讨, 传达的是一种经济学的良知, 是一种对社会底层的关怀, 对人类困境的关注。他一直认为, 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是政府的主要职责, 而对这个社会福利做出定义并指出什么才是取得这种社会福利的最好方法则是经济学的首要工作, 是经济学家安身立命的地方。因此, 经济学界对政府的政策建议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价值判断, 不应脱离“ 经济学中的良知”。这正是他白首穷经、孜孜不倦地探讨价值与道德、贫困与饥荒这些似乎是无足轻重的概念的原意。对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在经历着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 对于在社会变型过程中作用越来越重要的中国经济学家们, 森的这些观点是最值得尊敬和学习的。

目前, 中国经济学界存在重制度探讨轻福利研究的倾向, 而在经济生活中, 也存在着强调物质激励, 忽视道德建设的现象。经济学家们似乎只看到了亚当·斯密所说的理性人自利的本性在市场这个无形的手的作用下会自发地引致社会福利的提高的“ 美景”, 而忽视了亚当 斯密所强调的另一点, 即只有在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把一个一般的道德法规作为行为的指南时, 这种情况才能出现。经济学界也似乎是只看到了中国经济二十年来超高速的发展, 而忽视了我国还存在着大批的贫困人口、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这批处于社会底层, 最易受到自然灾害和经济灾难打击的群体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森的理论的现实意义在于指出了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对于经济的重要作用, 指出了经济发展的真实意义, 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些久被忽视却又至关重要的环节, 让我们真正领悟到什么是经济学的良知。

曾几何时, 我国的经济学家们漠视了这种良知。腐败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成本” 和“ 代价”, 而要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平便是“ 平均主义的眼光”, 这种论调若干年前也曾在经济学界泛滥一时。如今我们却在经历着这种重物质轻道德的倾向造成的恶果: 商业道德危机、严重的三角债、猖獗的假冒伪劣商品; 大多数人对社会风气严重不满, 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倾向, “ 囚犯的困境”和“ 道德危机” 在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见, 一个没有道德支持的经济发展, 只能造就一场缺乏伦理规范的市场游戏,也无可避免地会面临种种难题与困境,这便是中国改革给予经济学家们的一个深刻教训。如今, 当我们开始研读森的著作, 开始领会他那“经济学的良知”时, 心头可会有丝苦涩与懊悔?

不禁会想, 假若十几年前, 经济学家们便开始研读森的著作, 那么我们的现实是否会更令人满意一点? 假若现在我们好好体会森的“ 经济学的良知”, 那么子孙后代的未来是否会更美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