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拓植中国大金融学科

60年前，他曾因“谈论金融、研究市场”，同占据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苏联式”计划经济理论背道而驰被批判为“学术毒草”。

斗转星移，如今，青葱少年已至鲐背之年，他与经济理论研究结缘已逾甲子，他的主张与论点被证明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理论。

捧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奖杯，面对经久不息的掌声，他洒然而笑。他说，“我就像一名导游，全身心地参与到了解、欣赏、介绍中国货币银行学景观的旅程中。”

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被经济学界誉为新中国金融学教材与课程体系的主要奠基者与引领者；新中国经济学领域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系统论证者；新中国金融学科体系的主要设计者；新中国金融教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新中国金融理论的积极实践者与金融决策的积极参与者。

师者：守定三尺讲台65载

1950年秋天，结束了在华北大学为期四年的学习后，踏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的讲台，黄达的心中还是有些茫然。在那个摧枯拉朽、激情喷薄的年代，他被分配从事经济理论教学，就这样“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地开始步入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职业道路。

初为人师，他意识到，仅仅抱持传道授业的美好愿望远远不够，想把学生教懂，首先得自己懂；自己懂了还不够，还要通过语言精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从备课、编教材、讲授到主持讨论、组织考核，他从不假手别人，努力使每个环节都成为从“自己懂”向“使人懂”的转化，在这一系列转化中建立起良性循环。

黄达爱讲台这一方天地。在人民大学被迫停办的十年间，他离开了教学岗位，亦曾彷徨，但强烈的学术责任感让他重新振作。拨乱反正后，他重归金融讲台。1983年，黄达就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无论行政和科研工作如何繁忙，“不脱离教学第一线”是他始终恪守的准则。

1981年，黄达成为我国首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此后一直从事博士生教学与指导工作，担任校长后依然给博士生授课（五道口第一期研究生系统授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博士研究生，他们中包括王广谦（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王松奇（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等佼佼者。

为了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交流与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进程，1984年教育部与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共建“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作为项目中方主席的黄达教授为此四处奔波，最终将该项目办成对中国经济学教育跨越式发展给予核心支撑的重要平台，培育了一代中青年领军人物。

2001年，黄达与诺奖得主蒙代尔教授共同冠名设立的“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跟踪经济学尤其是财政金融领域的前沿动态，构建中西方良性学术沟通平台。2002年，两位学者又冠名创立了“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以期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够对当下中国的经济作出研究，提出创见。

今天，即使年近九旬，黄达每个新学期都要给本科生讲金融学第一课，让新同学刚入校就能够领略金融学的奥妙。

奠基：建立“中国的”金融学体系

新中国建立后，高等教育领域内“一边倒”地以苏联为榜样，大部分课程没有中国自己的教材，教学也往往是在“苏联模式”中加入“中国部分”。年轻的黄达对此深感忧虑，在他的学术观中，计划经济既然不能取消货币、不能没有银行，那就应该有相应的货币银行学研究。黄达下决心要编写一部中国的货币银行学教材。

1959年，黄达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金融学教材《货币信用学》出版，这部教材初步摆脱了苏联的理论框架，添加了很多切合中国金融实际的内容。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起纳入经济学考量，这大胆的手笔为他引来了诸多非议，但该教材也奠定了传承至今的金融教材编写思路。

1981年，黄达与其同事在总结“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几年教学心得以及对新形势下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开拓性思考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该书标志着将货币、价格、资金（公司理财）、财政、金融等融为一体的全新学科体系的首次建立，“立足于中国土地、中国实际的准则始终贯穿全书”，成为20世纪80年代金融专业各层次学生和理论工作者可以获得的屈指可数的宝贵文献。

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到明确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金融学科建设又一次面临新挑战。当时的金融学教材，“本土”的，内容失之于“旧”；翻译的，是外国教授结合外国实际写的，脱离中国国情。这种情况下，黄达和财政金融系的同事受国家教委委托编写《货币银行学》教材。该教材后来几经修订再版，成为全国大专院校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的首选教材。该教材1995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7年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求是：理论创新与服务决策并重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黄达是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系统论证者。20世纪60年代初，黄达开始涉足这一领域，改革开放后结合主编《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一书的经验，他继续关注这一课题。

1984年，黄达发表了《中国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和通货物价控制问题》一文并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同年出版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系统论述了货币流通与市场供求平衡的基本内涵、信贷收支与财政收支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正确解决建设资金供求矛盾是实现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关键这一重要论断，标志着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系统论证。该著作荣获1986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1995年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入选“中国文库”。

1997年，黄达在新出版的《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一书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理论体系。综合平衡理论体系采用规范分析方法，按系统论的要求，建立了关于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分析方法系统，设计了理论分析模型。

金融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除了理论探索，黄达还积极为国家经济发展、金融改革献计献策。他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首届专家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第四届、第五届委员等，积极参与国家金融规划和决策、金融事业的创新和发展咨询，为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早在1979年，黄达即开始正面讨论当时尚属理论“禁区”的通货膨胀问题，开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讨论该问题的先河，提出的政策建议在今天仍具指导意义。1980年，他在国务院财贸小组召集的专家讨论会上明确提出“通货膨胀已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并强调中国经济改革中通货膨胀的长期存在。1993年，黄达提出用“货币供给”概念代替“货币发行”概念的政策建议。1990年代中期论证了关于中国银行业不良债权问题。

新世纪以来，针对经济全面开放背景之下中国应当采取的应对政策，黄达提出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看法，如他在2000年对当时流行的银行传统业务急剧衰落乃至金融市场终将代替金融中介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我国的银行业同样拥有开阔的发展空间和绚丽的前景”，而随后全球金融体系的演进特别是“次贷危机”对全球银行体系的冲击以及各国的政策反应充分证明了这种质疑的合理性。

破冰：“大金融”体系总设计师

世纪之交，针对经济改革与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学科建设提出的新挑战与新要求，黄达在国内率先提出兼容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的“大金融”学科体系建设，并身体力行。2001年出版的《金融——词义、学科、形势、方法及其他》，系统提出了大金融学科建设的整体构想。

迈入21 世纪，全球金融学科飞速发展，黄达依然站在金融学理论与学科建设的前沿。他由澄清因东西方文化链接而在“金融”与FINANCE之间所造成的迷茫入手，重新构建基于中国国情的金融学科新框架。2003年首次出版、2009年修订再版的《金融学》，反映了金融学科的前沿成就，可谓黄达多年实践其大金融学科建设思想的标志性成果，对于中国金融学科在新世纪的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徜徉于浩淼之经济天地，黄达的目光深遂而坚定，“今天看来，西方金融学全面发展的内容我们已经能够及时了解并融入到金融学科建设中了。现在，中国的金融学科应该在世界经济研究中登场了。作为一个大国，我们要有自己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理念指导我们的实践，同时也要为世界金融学科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