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孙楚仁

10月18日上午，第六届“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暨“2014年中国财政金融青年学者论坛”在北京举行。我校经济学院2012届博士毕业生孙楚仁的博士学位论文《异质性企业组织与贸易的若干研究》荣膺这一奖项，导师为田国强教授。“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于2002年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本届共有3篇论文获奖。颁奖会上，“中国财政金融青年学者论坛”同步启动，3位获奖者在大会上简要介绍了自己的论文，并和与会嘉宾一起围绕“经济增长与福利的关系、影响企业出口的各个因素、国有企业资源行业的垄断是否属于自然垄断”等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荣膺这一全国性的殊荣，孙楚仁博士谦虚地表示“这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因为“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的筛选过程十分严格，自己在导师田国强教授的支持和鼓励下才申报，实属无心插柳；另一方面他也显得十分自信和从容，多年来对学术研究的认真投入和一丝不苟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是对自己努力最大的肯定。

回顾起求学道路上永不言弃的那个身影，孙楚仁博士高扬梦想、坚持不懈、终有所成。

一、兴趣引领前行 执着赢得回报

孙楚仁博士与上财结缘于2006年的高级国际贸易问题研究培训班，回想起那次培训班经历，他至今感慨不已，“06年参加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不知道我自己抓住了一个很好的时机，能够做很好的贸易研究”。

也正是这次培训，萌发了孙楚仁再去读个经济学博士的想法。“我本硕博一直学数学，我觉得我数学很好，对经济学研究肯定没什么问题。在外贸学院工作尝试写贸易论文，写模型，也发表了一些B类论文。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写出来的模型都是不地道的，一看就知道根本没受过训练。我虽然知道很多最优化模型，但是怎么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怎么对现实世界抽象，提出能被大多数经济学者接收的研究范式、理论，还是很难的。”

做了很多研究以后，孙楚仁愈发感觉自己“是一个门外汉”，愈发迫切地想“改变自己”，也更坚定了他读经济学博士的决心。

“当时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复旦大学的经济学院，另外一个就是上海财大的经济学院。财大经济学院最吸引我的就是田老师。而且那个时候财大的改革力度之大使大家很惊讶，觉得能学到新东西。当时和我关系很好的孟大文选择了田老师，这也坚定了我选择财大跟田老师做研究的决心。”

其实如果不读这个经济学博士，孙楚仁一样可以很稳定地发展事业，过着比较舒适的日子。选择在职攻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也就意味着他必然面临着学习、工作和家庭的三重压力。

“压力很大，以工作为例，给本单位本科生上课，最多的时候一周上13节课。而且本单位研究团队各类横向、纵向课题的结题工作非常繁重。每天不足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有时骑车去上班的路上都能睡着。”

“但是我对我的选择不后悔，我对我的研究领域有兴趣，我觉得有希望。”回想起在上海财经大学在职读博期间的这段时间，现在已成为他最珍贵的一段经历。

“孙楚仁对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非常敏感，而且属于很钻研的那种，学校学院有什么相关学术会议、学术讲座，他都会去听。有时候回来还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心得体会。” 他的辅导员孙传通这么评价他。

孙楚仁博士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高中时他曾是全校第一，立志考取北大、清华，但多种因素之下遭遇了高考的“滑铁卢”，距离北大清华差10分，没考上。进入兰州大学之后，他时刻“叮嘱自己不要放弃，拼命读书”，“主修数学专业，辅修了经济学双学位，还旁听了中文系，历史系的课，一度还想学法律。”

研究生考试时再次发生意外，让他与浙江大学应用数学系失之交臂，“在经历这个挫折后，我还是不甘心，继续埋头苦读，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读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系的博士，研究方向是最优化，本质上还是数学领域的”。

终于在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能够跟随心目中最理想的导师、同为学数学出身的田国强教授，进行国际贸易与新经济地理学交叉学科的研究。“我从小就有鸿鹄之志，希望有一天能出人头地。”这大概是对“有志者，事竟成”的最佳注脚吧。谈到自己的努力，他更多地强调兴趣，“不管多么艰难，我始终觉得生活有奔头，对自己想做的东西有兴趣。”

现在，孙楚仁博士已经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的副院长，上海国际贸易学会的副秘书长，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副研究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获奖众多，荣誉无数，此次“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再次为他锦上添花。

二、受惠于改革 受助于良师

“作为导师，最开心的就是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田国强教授掩饰不住自己对“得意门生”的骄傲和赞许。“看到他们爱学习肯钻研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孙楚仁博士至今感激田老师对自己的帮助和指导。“到财大以后，田老师从头到尾帮助我特别多。最开始我写论文总是详略不得当，选题不突出。在选题的时候，他总是问我这个研究的意义是什么？重要不重要？以前我写论文逮住一个点是一个，发表了很多论文，当时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但我总是觉得没有抓住重要的东西。在其后的论文撰写过程中，田老师从谋篇布局，到问题意识、经济意义提炼，再到对论文的严谨性提升，都给我很多指导和启发。”

“他总是鼓励学生多尝试，不要计较结果，并且帮忙写推荐信。”孙楚仁说起恩师总是赞不绝口，“他如果觉得学生特别优秀，就一定会想办法推荐和提携。”

2010年2月至2011年1月他在田老师的关心帮助下，赴田老师所在的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作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我们每周都会见面两次，讨论学术问题，田教授还常常邀请我和一些同学去他家里面吃饭。”想起那段时光，孙楚仁十分怀念，那是一段难能可贵的可以心无旁骛、专心治学的好时光，“每一次见面都是一次提高，田老师总是直切重点，在讨论过程中我也渐渐学会了如何写论文。在那一年里我发了3篇中文期刊论文和3篇英文期刊论文。”

孙楚仁博士从心底里佩服田老师的严谨态度。“作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田老师一直都在关注中国改革、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他总是要求学生‘要做学术先做人’，‘诚信、包容、感恩、奉献’是最起码的要求。”

孙楚仁博士坦言，财大经济学院近年来的改革确实让他受益匪浅。有了在财大学习的基础，变得很容易适应国外的环境。“我在那里听过三四门课，想搞清楚美国的教育方式。公共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他们的上课方式和这里的上课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孙楚仁博士表示，“从研究的问题上来说，我们和美国学者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大家关注的问题是一样的，在某些方面，国内的年轻老师不输于他们。”

孙楚仁博士称一个好的环境对学术研究真的很重要。学校和学院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在财大读博期间，他参加了二十几场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并在一半的会议上做了报告。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检验研究成果质量的渠道。

他坦言，自己十分喜欢财大的环境，这里既有相互竞争的良性压力，又有开放合作的氛围，“一个研究者的观点没有人批判，是很悲惨的，你不能快速成长，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准到底在哪里。”谈及和孟大文博士多年的友谊，他开玩笑道，“就是因为大文老批我，我们关系才一直这么好。”他认为，来自好的研究者的批判，与高水平的同事的交流，是他不断前进的动力，也是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

孙楚仁博士认为自己的获奖并不是特殊的“个案”，其实很多其他的同学或者同事都有这个实力，比如他的几个好朋友，同是田国强导师的学生，都十分优秀，并不逊色于他。

如今，孙楚仁博士也开始指导自己的学生，好友孟大文博士谈到：“很多学生在他的带领下喜欢上研究。很多人喜欢这个方向，现在有十几个学生，形成了一个团队。” “我带了5个学生，有4个拿了国家奖学金”孙楚仁博士自豪的说。

三、坚持理论结合实践 注重学以致用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很重要。”孙楚仁不忘强调自己选题的初衷。从2007年进入上海财经大学读博士开始，孙楚仁博士就开始思考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和方向，他希望能选取重要的、拓展性强的，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主题。

“曾经一度想做机制设计理论，也收集过很多论文，但是我觉得研究这方面，又要回到老路上去。我的初衷是做纯粹经济学的研究，我最想做的是宏观经济学，对此我最感兴趣，也最能发挥我数学、软件、推导等方面的特长，我特别喜欢计算。考虑到前期国际贸易研究的基础，而且贸易也不和宏观相悖，最终选择了对企业的动态模型进行建模研究，也就是最后的博士论文题目——异质性企业组织与贸易的若干研究。”

孙楚仁博士认为现有的贸易理论忽略了不确定性、经济地理外部性和要素扭曲对于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对企业规模分布、跨国公司组织理论等解释也存在不足。为此他搜集和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并实地考察了若干问题，对新贸易理论领域有了基本的、系统的了解和沉淀。

写作博士论文既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旅程，也是一段充实且有意义的经历。最终他从生产率为核心，围绕不确定性、生产容量限制和生产率异质性、贸易开放下的企业生产率和规模分布变化、集聚外部性和要素扭曲四个角度对异质性企业贸易和组织行为进行了研究，完成了论文。

337页的博士论文，35副插图、35张表格和199篇外文参考文献，给人一种学术的厚重感。纵观全文会发现，孙楚仁博士通过模型建构，从多个角度将异质性企业贸易和组织行为进行了缜密的分析与研究。其中，“最低工资无论对企业出口额或者其出口可能性都是显著为负的”这一结论对于解决我国新《劳动法》的实施所引发的争议以及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许多专家评选委员认为，孙楚仁的这篇获奖论文不仅体现了他在学科及相关领域坚实广阔的理论基础与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选题密切结合中国实际，深入探讨了我国经济发展中重大的现实问题，具有较强现实指导意义，符合“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所提倡的学贯中西、学以致用的研究导向。

在更深层次的交流中，孙楚仁博士提到了自己的猜想：“我觉得社会科学会走工程化的形式，尤其是现在大数据，经济学院的新古典范式。经济学家做十个预测，八个是不正确的，剩下两个是猜的，做的预测不靠谱。但是物理学和数学都是很准确的。为了预测准确，就需要新的范式，因此我觉得要结合社会网络，结合大数据，探测到每个人发出的数据，对人类行为进行预测，检验理论。我觉得以后应该会有这样的预测。像美国的大选，通过大数据可以准确预测，说明这有一定的科学性。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在范式预测不准确的问题。” 这一切也恰恰体现出孙楚仁博士身上那种致力于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之中的研究者精神。

“能够畅游在学术的海洋里学习、思索，将知识逐渐转化成自己的，并一点点的去影响人、影响社会，我十分享受这一过程。”孙楚仁很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和坚持。

（供稿：游爽（学）、李卫、孔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