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经济学理解与使用手册”
书刊 · 2017-04-26 00:00
返回《经济学规则》是一本专业经济学家写的,给外部人做的本学科的“自我介绍”,让人们理解经济学的优势与局限。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又是一本经济学“使用手册”,一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教导经济学研究者跳出具体的经济学问题,...
《经济学规则》是一本专业经济学家写的,给外部人做的本学科的“自我介绍”,让人们理解经济学的优势与局限。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又是一本经济学“使用手册”,一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教导经济学研究者跳出具体的经济学问题,而从高处俯瞰,学会如何宏观地理解和运用经济学。
近20多年来,经济学家的形象和角色经历了有趣的转变。他们曾经是大众的宠儿,被认为掌握着洞悉天机的特殊能力,能够像变魔术般为国家制造出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造福于万千民众。他们总是出现在聚光灯下,公众有无数的疑惑需要他们解答,好像他们拥有神秘的水晶球,拥有预知未来的力量。
不仅如此,在学术界,“经济学帝国主义”也攻城掠地。其他学科的专家愤怒地发现,经济学家正在用自己的分析方式来处理那些原本由他们垄断的课题。他们控诉经济学思维把一切都变成了冷冰冰的利益分析,甚至数学游戏,但却因为不能熟练使用经济学家挥舞的武器,尤其是模型和数学,而在争论中显得底气不足。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家开始遭到愤怒的质问:“为什么你们没有预见危机的到来?为什么你们开的药方总是不见效?为什么增长率和就业至今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不少人曾经以为经济学家懂得经济,但在更深入地了解了经济学之后,发现经济学家也经常处在迷茫之中,连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对很多基本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对于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不少人也把账算到了经济学家头上,指责他们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要为“权贵资本主义”和“社会堕落”负责。连学习经济学的大学生也发起了抗议:一些美国大学的经济系本科生集体罢课,抗议学校教授的经济学局限于特定的派别,而且脱离实际,成为阁楼里的游戏。很难说,那些曾经受到经济学家“羞辱”的其他学科的专家,没有感受到一丝“复仇”的快感。
在经济学界内部,流行的风潮也在发生转变。1980年代兴起的、以“芝加哥学派”为理论旗手,以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政治代表的自由市场主义,在思想市场中遭到的质疑日益增多。这一思潮主张最小化的政府与最自由的市场,被指责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总之,经济学家从大功臣变成了替罪羊。凯恩斯主义者重新跃跃欲试。特朗普在美国赢得了大选。他虽然是一个右派,却恐惧移民、恐惧自由贸易,试图用更多的政府干预来挽救就业机会。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没有因为右派的重新掌权而得势,反而因为“另类右派”的崛起这种讽刺的反差,而陷入了更深重的形象危机。
难道真的是经济学的错吗?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试图为他的专业辩护。他强调,经济学家往往在公众面前表现得更加“亲市场”、“亲企业”,但专业的经济学家在内部研讨会上通常有更加丰富、差异化的见解,事实上大多数专业经济学家都是深藏于象牙塔里的学者,不愿轻易介入公共讨论,即使介入也因其治学极为严谨、细致,而不会给出简单的、我们经常从电视评论员那里看到的流行的俗见。真正的经济学家和推销特定意识形态的“政策企业家”是截然不同的。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福特基金会讲席教授。曾任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高级研究所Albert O. Hirschman讲席教授。著作有《全球化的悖论》《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探索经济繁荣》等。他在经济发展和增长、全球化以及政治经济学领域著作颇丰。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是多种模型的集合,经济学家不止使用一类模型。虽然常用的供求关系模型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它也不是普适性的。罗德里克写道:“一般经济学理论不过是反映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的脚手架,是帮助我们梳理思路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独一、全能的解释框架。”经济学包含着复杂而且至今仍在不断演化的分析框架,这些框架对世界的运行方式有不同的解读,对公共政策有多种多样的意义。当经济学家误入歧途,比如对任何问题都推销同一种解决方案的时候,这并不说明他们在遵守本专业的规范,而恰恰反映出他们违背了经济学对灵活、开放的要求。
可以说,《经济学规则》一书是一本专业经济学家写的,给外部人做的本学科的“自我介绍”,让人们理解经济学的优势与局限。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又是一本经济学“使用手册”,一本经济学方法论著作,教导经济学研究者跳出具体的经济学问题,而从高处俯瞰,学会如何宏观地理解和运用经济学。罗德里克建议,经济学家应该同时在头脑里保持多种模型,并熟悉筛选模型的技艺,知道如何根据具体的情况自如地转化他们应用的模型。
如果经济学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推销“更小的政府、更少的监管”的万灵药,他们的确会堕落成为富人和大企业的说客。毕竟,即使是“看不见的手”的提出者、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也重视政府对于保持经济正常运转的作用,承认一定程度的劳工保护的必要性,并强调除了理性自利的考虑之外,人还必须要有道德情操。斯密对市场经济增进繁荣和促进自由的作用备加推崇,但他并不对市场怀有宗教式的崇拜,更不会主张为追求经济自由而放弃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当今,一些经济学家一方面把亚当·斯密对市场作用的洞见教条化,对于复杂的、多样化的问题提供简单、统一的药方,另一方面与大企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公共政策议题上偏袒性地替企业说话。罗德里克批判了这些错误,指出这是固执的偏见,并要对经济学家公众形象的恶化负一定的责任。
但也要看到,经济学的批评者也会犯很多偏执的错误,如果他们把经济学贬得一文不值,这种过错比那些滥用经济学的人还要大。经济学的确改变了这个世界,这不容否认。例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让无数人实现了温饱,逃离了数千年所未逃离的“贫困陷阱”,经济学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对此功不可没。除此之外,经济学知识的运用促进了减贫事业,提高了医疗效率,改善了城市交通,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得到决策者的理解和应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罗德里克强调,许多外界对经济学的批评并没有抓住要害。比如,一些人误解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普遍应用,以为使用数学是为了把事情复杂化,或者宣称经济学代表了更高的真理,但事实上经济学家使用数学只是为了思考和论证的清晰、连贯,与追求荣耀无关。如果经济学家能把他们的思想以清晰的数学形式表达出来,其他经济学家就可以对其进行讨论和验证,这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共通的规范性语言,从而可实现有效知识的积累。其他学科不使用数学,很可能导致各执一词与无可弥合的分歧,以及一些人用故弄玄虚的语言来制造高深的假象,把混乱装作深刻,而这是经济学家无法忍受的。
还有不少经济学的批评者常常说,经济学假设人是自私的,这不符合实际,而且过于强调自由市场和价格信号,忽视了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罗德里克指出,这些批评也许是合理的,但经济学家也可以用本专业的方式来回应批评,如设计出具体的模型来考虑文化因素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很多看似与经济学无关的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学的方式来解答,这非但不是对经济学的贬低,反而说明了经济学的强大。总之,罗德里克非常公正,既对不少经济学家常犯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也捍卫了经济学的尊严。
其实,如果不是过于自卑和保守,其他学科的学者通常也会承认,使用模型、数学分析等经济学方式来研究本学科的课题,的确对其起到了丰富与发展的作用。同时,经济学在“侵入”其他学科的同时,其自身也得到了丰富,介入这些新的领域迫使经济学家重新审视自己的本行,并获得全新的理解,变得更加开放,更有创造力。其实,划分学科本来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而做的设计,倘若这种划分反过来禁锢我们的头脑,各学科画地为牢,因循守旧,那就迷失了它的本意,也是有害的。
中国需要普及经济学常识,但或许也需要以罗德里克这样的通情达理、循循善诱的方式来普及。“真诚对待本学科的经济学家必然是谦逊的,”罗德里克写道。其实,经济学家需要在公众面前保持谦卑和开放,而不是自以为真理在握,居高临下地斥责和宣讲。“经济学为应对我们时代的重大公共问题提供了很多跳板和分析工具。但它并未提供权威的、普适的答案。源自经济学界自身的结论,必须与伦理、政治或实践方面的价值观、判断、评估结合起来。归根结底,这与经济学这个学科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完全与现实有关。”我们可以期待,只要经济学家保持谦逊的态度,继续发挥其价值,经济学就必将实现它与社会、公众的和解,并释放出更为耀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