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托尼·朱特

很想好好谈谈托尼·朱特的《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但到了该落笔的时候，才发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托尼·朱特 的这部文集涉及的内容和领域极为广泛，其中几乎每一个话题都是可以单独成篇的。看来，只能是选择性地说一些了。我们这里就仅谈《重估价值》的第一部分。

在 第一部分中，朱特谈了四位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工作，从阿瑟·凯斯特勒、普里莫·莱维、马内·斯帕勃到汉娜·阿伦特。有意思的是，这四位知识分子都是拒绝犹太 性的犹太知识分子，这也包括托尼·朱特自己。现代社会让犹太人渐渐脱离宗教性，归化到不同的民族国家，是因为希特勒的作为，才使得犹太复国主义竟成为可行 的现实选择，“犹太”二字才有了非宗教的属性。上面这段话是朱特在《记忆小屋》中讲的，应该已成普通常识。但要紧的是这些拒绝犹太性的犹太知识分子并不拒 绝自己的犹太身份，他们认同的是犹太民族的“审慎自省和说真话的勇气”，是犹太传统中的那种知难而上，几近自找麻烦的耿直和特立独行！我知道用这样的犹太 特点来谈上面朱特评论的这四位知识分子肯定是不对的，但以最深刻的冷静、勇气和思想，直面20世纪巨大的苦难，却确实是这几位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他们都 是极权主义暴政的幸存者，他们都担当起了幸存者的责任：探讨“恶”的根源。

朱特谈普里莫·莱维的文章题为“普里莫·莱维的基本事实”，这是 一篇令人动容的“基本事实”。普里莫·莱维是意大利最具良知的知识分子，1986年，他出版了最后一部作品《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1987年，莱维自 杀。一般认为，莱维是因为过于沮丧而自杀的，他从大屠杀中幸免，然而，如朱特所推测的，“幸存者的羞耻感和负罪感逐渐毁掉莱维”。为什么他会幸存下来？他 是否做出了别人拒绝做出的妥协？是否有别人替他死去？“这些问题都很荒谬，但都聚集到莱维后来的写作中。”莱维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 中说道：“我们这些幸存者不是真正的目击者……我们是例外的少数人：我们是因为搪塞手段，或者由于个人品性，或者由于好运气，才没有沉沦到底。那些沉沦到 底的人，见到死神的人，都没有回来讲述这一切，或者回来后缄口不言。”

在回顾20世纪巨大的“恶”的时候，莱维关注的还不是那些非黑即白的 关于各种信念的谎言，而是那些推卸责任、道德暧昧的人类弱点，那些大面积的灰色人类样本。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德文版出版以后，莱维对德国人说：“真正 的罪，几乎当时所有的德国人集体的、总体上的罪，就是他们缺少说话的勇气”。但莱维最终还是自杀了，他开始怀疑自己作为一个证人的价值，怀疑“证词的作 用”，感到“一个必须不停地重复同一件事的人的疲惫”，这应该是莱维自杀的真正原因。

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篇是谈阿伦特的，题为“汉娜·阿伦特 与‘恶’”。阿伦特也是极权主义的幸存者，幸存后的阿伦特的所有思考都围绕着20世纪政治之恶的问题。她说：“如果我要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自如，即使只是为 了在这个世纪里生活自如，就必须尝试参与同极权主义本质的不断对话”，在那些“最著名的真理”崩溃以后，我们这些“幸存者的首要任务是，要问一问这是如何 发生的？应该怎么办？”

熟悉的人应该知道，这就是阿伦特一生的全部工作。在欧洲、美洲有一群这样杰出的知识分子，包括上面说的莱维、还有加 缪、柯拉科夫斯基，我想，还可以加上中国的顾准、林昭等等。他们就像阿伦特在1947年题献给雅斯贝尔斯的那段话中所说的，他们全都是“大洪水的幸存 者”，“而无论他们的结局如何，无论在纽约、巴黎或者罗马，他们都不得不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一样，在他们的余生要将（记忆和理解的）巨石推上（公众遗忘 和不知感激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