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系"可塑性"是看好中国坚实基础

当人们看到一位公认的美女时，会自然地查找她是不是有什么瑕疵——如果实在找不出，可能会猜测是整容的功劳。这种心态，有心理学上的根据。

从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看，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看上去的确很“美”。因此，听到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并不奇怪。实际上，这类声音一直与中国经济增长如影随形。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的成功有目共睹，而且举世罕见的。虽然有经济学家怀疑过中国数据的真实性，但只要稍加注意中国的变化，即便是没到过中国的老外，也会在全球各个角落感受到中国制造和中国游客的实力。中国经济的成功很少被预见，但有大量经济学家做出了很好的解释。这些解释都表明，中国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创造了符合经济学原理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机制。

相比过去的成功，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共识较少。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过去那么好，这一趋势已结束；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经济还较较快增长，并将在可预期的将来在总量上超过美国。当然，还有第三类人是摇摆于上述两端之间，时而悲观，时而乐观。有第三类观点并不奇怪，甚至可能还不在少数。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是个复杂的多面体，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的确让人困惑。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没有一个用于中国经济的可靠分析框架，那就得不到自信的、一贯的结论，常常被复杂的现象或繁杂的观点所干扰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可以说，“看不清”中国经济的前景不仅发生在非经济人士身上，一些有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和经济学家也会如此。

有鉴于此，一个职业经济学家有别于他人之处就在于，他能给出清晰、有力、一贯的经济学分析，这是需要长期训练和独立研究才具备的能力，甚至还需要一定的天生禀赋。只有这样，当他的观点与流行看法向左或受到质疑时，他能拿出更细致的分析、更严肃的证据，作更有说服力的阐述。我们惯常见到的很多经济分析言论或著述，并不符合上述标准。

张军教授通过他的新著——《被误读的中国经济》再次展示他作为职业经济学家的素养。书中对中国经济前景给出了乐观预期（带有一定的审慎性），并挑战了唱衰中国经济的多种流行观点和质疑。这些观点和质疑被广泛传播和接受，但作者有力地指出，许多观点和质疑针对的纯粹是伪命题，有些没有切实证据，有些则与基本原理向左。

概言之，本书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经济未来10至20年仍将维持7%至8%的较快增长，并将在2020年在总量上超过美国，当然在此过程中国也会成功超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与批评中国经济增长将大幅下降的各种质疑针锋相对，张军教授给出的理由和逻辑主要如下：

——相比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本量很低，投资和资本深化仍有很大空间。现在中国人均资本量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要达到后者一半的水平，中国经济维持10年、20年高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特别是，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依然很大。

——与日本等国不同，中国经济空间巨大，产业转移将为经济增长创造空间。其实，现在已有大量企业从东部迁往中西部，这会在中国内部形成类似梯度转移的雁型发展模式。此外，中国经济庞大的体量也会使其能更好地使用成本条件的变化，有条件容纳更多的多样性。一个重要趋势是，随着制造业的内迁，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出现了更快增长。

——结构性问题被夸大。这是全书重点强调的观点，也是误读中国经济最集中的体现。广为流传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消费不足、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导致增长不可持续，不得不大幅减速甚至出现崩溃。张教授从多个角度给予反驳。

在理论上，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来自凯恩斯的短期经济学，适用于产能利用不足的情形，此时有效需求的扩大能扩大产出。但长期而言，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总供给能力，这与“三驾马车”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无关，而更多与扩大人均资本量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关。用张教授的话说，“如果消费需求就能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穷国了！”

受多重因素影响，中国的消费率在统计上被低估了。这些因素包括：虚拟租金的估算低估了自由住房的消费支出；企业或一些单位的公款消费在统计数据中被确认为经营成本；企业公车私用没有计入实物消费等；目前的住户调查方法有可能低估消费。张教授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发现，校正后的中国真实消费率与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时期类似，甚至还略高。此外，作者提及的经验研究发现，消费率高低等结构性变量对长期经济增长是不重要的。并且，中国的投资效率总体良好（一个重要指标是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维持在正常区间），没有大幅下滑或投资大面积过剩的证据。

从趋势上看，随着老龄化的临近，中国储蓄率将趋势性下降，消费也将不断扩张。实际上，目前消费已在提速，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在缩小。鉴于中国经济和人口的规模，扩大内需有广阔余地。

——从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指标的变化看，中国还有较长时间的增长才能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有两个显而易见的证据：一是所有经济体发展都经历了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过去30年，中国这一比重下降了30个百分点至30%左右，未来要下降到10%以下，至少还需要20年。二是从城市化比重看，中国目前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只有50%多一点，近年来城镇化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要达到80%左右的城镇化比率还需要较长时间。

——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看，并有迹象表明中国出现停滞。书中引用的多项工作和作者的研究证实，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已明显超过同类经济发展水平国家。

——中国社会经济体系具有“持久的可塑性”。中国的发展经历显示，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带来制度、政策的跟进和变革，从而增加弹性，包容经济继续增长。华盛顿共识只有建立完美制度后经济才能增长的判断，不符合中国经验。中国的产权制度、法律体系、诚信规范与标准的成熟模式相去甚远，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似乎也有差距，但中国这套制度体系一直在动态演进，适应并促进了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张教授也指出了威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些令人担忧的因素。主要包括：垄断、社会不公、腐败、政策歧视、体制因素等造成的机会的不均等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和福利分配上的巨大差异。比如，国有企业的垄断是抑制中国经济生产效率持续提升的一个障碍，因为国有经济集中到高附加值的垄断领域，压制了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空间。

值得提醒的是，张教授并没有忽视悲观的情景：“退一万步，未来即便出现来自政治、经济自身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快速老龄化为代表的人口转变对增长构成的严峻挑战（这是唱衰中国经济的学者最为悲观的方面），我还是认为中国有智慧，也有能力成功应对这些问题而不至于出现未来增长动力的消退。”

显然，张教授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乐观建立在前述理由之上。在我看来，最后一条即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可塑性”最为关键，而这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价值判断色彩。我们都不能否认，中国面临不少问题，新的问题也在不断出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策和制度能与时俱进，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既得利益的束缚，需要不断释放经济活力。这都有赖于有关“可塑性”的假设。

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思想的统治力能够超越既得利益群体。就推动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而言，这本论著显然贡献了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