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新教伦理的市场经济

◎林毅夫把解释中国发展和转型的框架，建立在中国人救亡图强奋斗的努力及其怎样和世界进展互动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很明显，正确的发展战略是要充分动员和运用国民，从口到手到脑及创造力，介入全球的经济体系，不断攀升，登堂入室，以期臻于至境。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林毅夫著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第一版

《中国经济专题》

林毅夫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7月第一版

307页，39.00元

去年底，林毅夫的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在英美同时出版，佳评如潮。中国的崛起和持续发展，不但为学界、商界、政界所关注，也越来越成为美欧民众的日常话题。林毅夫的这本书，较完整地概述了中国改革的历程、背后的动力和深层次问题，是他在北京大学一年两度的本科生课程“中国经济专题”的讲义基础上编撰而成的。2008年出了中文版，以弥补他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及高级副行长四年间不能为学生讲课的缺憾。他从世行卸任，重返北大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前，又出了该书的英文版，为帮助世界了解中国搭设了一座桥梁。中国的转型能为世界理解到接纳，从而使我们的崛起更平顺更祥和，非常重要，却不容易。书里对中国转型和发展成就及问题的平正公允的剖析和诠释，不惟能承担这个功能，有助于各国来分享中国的经验，而且对经济理论也有显著的贡献。

全书的脉络很清晰，围绕着一个基点——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和技术结构的不断升级创新，既要靠市场竞争来解决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的问题，而且需要政府克服升级和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协调和外部性问题。政府的发展战略的设计和实施要按本国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展开。作者对此认识非常明确，并能 “纲举目张”， 始终如一地执著研究和解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问题；他更抓住了种种宏观现象的一个微观基础，即企业有无自生能力，来论述“比较优势战略”及其反面的“罔顾比较优势战略”（CAD，或 comparative-advantage-defying strategy）的成败利弊。也因此得到了“林比较”的雅号。读者不妨参阅该书的中文版《中国经济专题》里晓畅谨严的评述。鉴于作者的观点、取向、分析方法和结论，早已为关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所熟知，本文的关注点，将集中在林毅夫为什么能对大国文明的演进有清晰的眼光，并能对长程发展保持关怀。在诸多关切这个主题的学者里，他的理论建树有独到之处。林毅夫把解释中国发展和转型的框架，建立在中国人救亡图强奋斗的努力及其怎样和世界进展互动的基础上。

记得1994年夏天，“留美经济学会”和浙江的一些机构合办“中小企业研讨会”，讨论乡镇企业兴旺的成因，有不少一流的国际学者参与。会议安排了一个节目，夜游西湖，给了大家宽松的氛围和几个小时的切磋机会。笔者因而得缘向哈佛的著名学者J. 萨克斯请益，他因为设计了东欧、拉美国家，特别是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转型时期“休克疗法”而名闻遐迩。交谈的时间颇长，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我向萨克斯教授提出，施行“休克疗法”是否需要得到病人同意，至少他的家属不反对？我想到的逻辑是，克林顿总统力主的美国医保改革，由他的夫人希拉里领衔推动，遭到了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反对及民众抵制而胎死腹中。同俄罗斯的计划体制被连根拔起相比，美国医保的利益冲突要小得太多。萨克斯当时的回答是，一旦“休克疗法”奏效，民众自然会赞同。他的说法当然不够有力，至少我没被说服，我猜想俄罗斯民众也不会满意这样的解答。“休克疗法”实施后，短短数年里俄罗斯人的寿命大减，男子的生命预期甚至缩短达九年，须知这是在没有战争和天灾瘟疫的情况下发生的。俄罗斯的国有资产几乎全部落入二三十家寡头手里，眼下居住在国外豪宅，在伦敦买球队玩，又在国内操弄政治的，连普京也不得不与之妥协的，尽是当时攫取了巨额财富的“男爵”们（美国媒体通常把彼等称为“劫贫济富的罗宾汉”）。

萨克斯教授回问我的问题则是， 为什么中国能有如此充溢的“企业家精神”? 在他看来，捷克、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原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市场竞争意识要比中国完备得多。在苏共把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强加之前，资本主义市场和私营经济都曾在这些国家运作得相当有成效。然而，为何重新获得了市场的自由之后，那里的民众反应冷淡，未能像中国乡镇企业的开创者，甚至小商贩、“倒爷”那样，会“奋不顾身地”来捕捉致富的机遇？我不清楚自己的回答能否令萨克斯满意，但是我想，林毅夫在书中的解释比起我的回答要周详得多。

萨克斯和我交谈的地点杭州，是作者在书中用以说明中国的经济和市场发展水平在历史上曾遥遥领先于世界的一个例证，宋朝的市场交易活动就已非常繁盛。事实上人类文明过去的二十个世纪里面，中国领先的倒占了十八个世纪。难怪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被问到，如果有机会能自己选择生活在历史上哪个时代的某地时，他说他愿意生在中国南宋的杭州。汤因比是从基督教文明的角度来审视世界各主要文明兴衰的伟大学者，自然熟稔各国各时代的起伏，他的选择我起初感到惊讶，后来越来越觉得有其道理。

不妨这么说，汉民族从来就有重视物质生产的基因。我们的民俗文化——儒生的理念追求则是相辅相成的另一个制衡的源头——充满勤俭致富的督促。不管你走到哪儿的商铺和餐馆里，都能看到崇奉的象征，弥勒、观音、赵公元帅、关公、妈祖等，指向都很明确：发财；而发财的旨归，是“光宗耀祖”。人们相互道贺的言语，不外乎“恭喜发财”之类，祝愿对方交好运而富起来。中国人的追求很少受意识形态的羁绊，基督教的“救赎灵魂”、伊斯兰的“入天国”、佛门的“修来世”，对中国人而言都在从属的地位。所以说经济观念的“现代化”过程，在中国人早已是“转型就绪”的。其他的人群，个别的如基督教文明要迟至十六世纪，经过流血冲突的大浩劫才转型成功；有不少直到今天还是折腾不已。不妨这么讲，人皆“穷则思变”，理性要求即是如此；而中国人之所以能“穷则变、变则通”，是因为他们在“变”之先，毋劳多“思”，就已经是“通”的了。

因此，中国人进入现代化的规模生产的困扰理应小些。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用不了挣扎，数亿中国人，从来就在分散的农耕环境里劳作的，一转入城镇工厂，就能准时上班，分工合作，准时交货，履行合约，舍弃旧学，竞逐新艺。他们每年在生产线工作平均超过了两千五百小时，比许多欧美国家的劳工长了一半。而欧陆的新教运动，则要经过加尔文主义的“惊险转换”，才把“财富积累”连接到“荣耀救主”，从而奠定“劳作为了生命，活着为了劳作”，德国社会经济学大师韦伯著名的“工作伦理”。对于中国人，这个道理则是水到渠成之事。

林毅夫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但对中国人重视经济的本质有深切的理解，而且对他们从事生产是以“家”为核心单元的模式，也牢牢抓住了。他建立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观念，和他出生成长在台湾地区，能切近观察那里人民的生产活力究竟来自何处，是大有关系的。这一宝贵经验使他有可能超越同时代的大陆学人。而我们这一两辈人，在纷扰中成长，被扭曲地洗脑，而后即使有意清涤自己，也往往做不到彻底。

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究其第一要义，是揭示出一条基础性真理，即人们不能为了他人的利益而长期劳作。然后才有他的人际怎样互动，先为他人工作才能间接增加自身的利益，于是就有了分工合作、公平交易、自主选择等等原理，指导社会应如何顺应人们的自利追求，促进更大规模更频繁的合作，使物质和文明的生产——人类自编自导的演出，得以开展得更为宏大。林毅夫始终抓住了微观层面的关键环节，个人（在中国是家庭）和企业是社会生产和交换的发动机，以它们是否具有自生的市场赢利和竞争能力，来检讨国家的战略和决策的成败得失。他的富有成果的经济解释，看来并不复杂，却是绝大多数人未能做到的。原因何在？

和林毅夫年龄相仿的我们这一代人，曾被驱赶到边远地区务农，对农村惊人的落后和农民惊人的屈辱有切肤之痛。记得改革之初，胡耀邦去陕北老区调研时一个老农对他的申诉，“像牲口一样，但又不给粮草吃，却牢牢地拴在了空槽边”。我们明了这个情状，然而对它的根源，为了“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战略”而来的要求压制劳动、资源、资金、消费的全面控制关系，却时不时忘记。追随苏联始作俑的“赶超战略”（即上文所说的CAD战略）有其历史原因，涉及之广，从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质、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到夺取和执掌政权的正当性、制度优越性竞赛终不免决战的判断，到人民做短期牺牲后自有长久幸福的设想，都有影响。而再三发动的残酷政治斗争，其实也是为了解决人们为什么不能牺牲自我来对“赶超战略”做长期的无私投入，重化-军工产业倾国力支持为什么仍无自生能力，不断补贴后还是无从内生出剩余积累持续增长的矛盾。这类冲突的实质，在刚到大陆的林毅夫看来应是洞若观火，因为当时的台湾得益于善用本岛的比较优势的禀赋，经济正在起飞，大陆的方略则濒临崩溃的境地，因为无视中国人的本性及错定了历史的使命。

那么中国大陆比较优势的禀赋又在哪里呢？和台湾基本上同样，大陆在生产要素中占优的也在于我们崇尚勤俭、向往富裕、愿学习肯变通，并且不惮风险的民众。一旦从牲口的空槽上被松绑开来，人们会迅速地寻求甚至创造机遇，来改善各自的生计。这股伟力对于中国人的重新崛起，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林毅夫在书里多次阐述到，个人、家庭若能自主，结成的企业必会不断努力探寻，找到最适合自己发挥“自生能力”的地方，同市场的其他自主企业交换劳务成果，来发掘和增进彼此的价值，“（自生能力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不需要外力的扶持保护下，即可预期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参见《中国经济专题》中文本第五讲、第十二讲等）。

如果市场没有或缺少具有自生能力的生产组织，那是国家体制、政策和战略过失的结果。国家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来改弦易张，把发展战略调整到最有利于发挥本国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方向上。对于中国，很明显，正确的发展战略是要充分动员和运用我们优秀的国民，从口到手到脑及创造力，介入全球的经济体系，不断攀升，登堂入室，以期臻于至境。

以本文的篇幅，势必不能涵盖书中的大多数精彩论点，好在大家熟知了“林比较”的许多结论，给了我们余裕，来简短探讨一下学习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本书以林毅夫授课的讲稿为蓝本，对学子的期许在书中随处可见，其中他把到发达国家学习民富国强之道称之为“到西天取经”，并说出了自己的体会，怎样方能获得“真经”？

林毅夫能获得经济理论的真谛，如前文谈到的，有他的底蕴在胸。他对中国历史沿革的把握，对中国人追求实质的了解，对当前的利益错综格局的剖析，以及在生活历练铸成的过人定力的基础上，才有了今天的成果。如书中所讲，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观都江堰后，就立定了李冰父子那样为民效命的志向，随后留美，投在了农业经济理论大师舒尔茨的门下。

芝加哥大学当时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和波士顿的哈佛、MIT等学府对峙，俨然两大阵营。美国有一种方便的说法，把属于哈佛、MIT旗下的叫做“咸水经济学人”，因为麻省临海，而把芝大旗下的叫做“淡水经济学人”，因为芝加哥地处密西根大湖边上[事实上，当前“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学派的大本营也移到了“咸水区”，加州太平洋边上的胡佛研究中心，坐落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由于当年经济滞涨的困境，“淡水经济学派”强势起来，其精神鼻祖哈耶克的学说渐占上风。而他们崇尚市场自由，缩小政府干预市场的主张，也得到里根总统入住白宫、撒切尔夫人胜选白厅后政坛的强有力呼应；“咸水经济学派”服膺的凯恩斯主义措施日渐式微，很不吃香。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竟到了很少有人敢承认自己是凯恩斯主义者的地步。事实上，当时的主流学刊多落入“淡水派”之手，不落其窠臼的研究，很难得到刊发。在写论文的博士候选人，以及出炉不久的助理教授，嗷嗷等待毕业和升职的，看在眼里自然不敢等闲视之。其间的理性扭曲，造成了对政府功能的理论研究的全面溃退。

所幸的是，林毅夫虽说是在“淡水区”里栉沐的，却能平正地对待这一切。也许是舒尔茨老师的包容大度，也许是他1986年毕业，在耶鲁做了一年的博士后旋即回国服务，有更紧迫的课题让他萦思，但他已形成自己的充沛“气场”，肯定是个主要因素。总之，林毅夫能独立思考中国的问题和将来，而不拘泥于美国学界的思维定式之争，使他成为取得“西方真经”的一个成功案例。在书中，他是这样来与学生分享其“取经”的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是否适用于某个国家，取决于其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否和该国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一致。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找出关键的条件变量，从而建立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体系，通常只有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对这个社会的历史文化有深刻了解的社会科学学者才能做到。” 我以自己的观察，深以为然。

1991年春，我搬到洛杉矶不久，杨小凯来访，他那时已到了澳大利亚执教。彻谈竟夜之后，第二天去找林毅夫晤谈，他当时在洛杉矶加大客座。餐后我们去盖蒂美术馆参观，那里刚购得了梵高的一幅名画“鸢尾花”，耗资九千万美元。 我们三人在画前伫立良久，感触梵高的穷愁一生，生前一幅画都没能卖出，却给后人带来如此美的享受。林毅夫突然冒出一句话，“我们欣赏了这么久，到底该付多少，才报答得了梵高？”一个经济学家的典型思路。而令我心有戚戚的，它是一个长远的思路：付出和回报并不总能在一个交易或一个时点上结清的。经济上的“均衡”不也如此？往往要拓宽之后才能解释完整。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告诉我们，“历史账” 的收支和得失，非得扩宽眼界在长程中才看得清晰，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