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九二派”的启迪
书刊 · 2012-07-10 00:00
返回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改变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件大事。如果不是这次视察,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或许还要耽搁很多年。幸运的是,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推动下,中国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经过20年发展,...
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改变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件大事。如果不是这次视察,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或许还要耽搁很多年。幸运的是,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推动下,中国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经过20年发展,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使人民生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富足。
回顾这段历史,我内心难以平静。我是1992年1月底得到这个讯息的。在1992年1月27日、30日举行的两次北京经济学家高层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一些要点已经悄悄传开了。大家都有说不出来的兴奋,似乎感觉到改革的春天已经临近。那年春节是2月4日,春节前两天,我接到广东省委和深圳市委的电话邀请,希望我到广州、珠海、深圳去作学术报告。我欣然应允,2月8日(年初五)就南下了。先到珠海,再去广州,然后到深圳。短短12天之内,连续作了4场报告:珠海一场,广州两场(广东省委一场、广州市委一场),深圳一场。此外,还在佛山、中山举行了两次以企业家为主的座谈会。我作报告和在座谈会上讲话的内容,都是如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走向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实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的。
听报告的和参加座谈会的人很多,会场挤不进去,加了不少凳子。听众中不仅有干部和企业家,还有一批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那时候,人们在会场上习惯向演讲人递条子提问题。我看了一些递来的纸条,有许多是询问民间创业前景的。我从中预感到改革大潮已在涌动,民间创业的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
实践证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离不开企业家的活动。1992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经济改革推进的影响,一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工作的体制内官员或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形成一股商业浪潮。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九二派”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他们中有很多人当时还很年轻,之后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空白领域的开拓者或行业佼佼者,如本书提到的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黄怒波等。他们这代人开创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我后来曾经多次讲过,这些人同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涌现的那些企业家是不一样的。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现的一批企业家,大多都是体制外形成的企业家,有胆量,敢拼搏,但文化水平一般比较低,他们缺少专业的训练。而“九二派”则与他们不同,他们有专业知识,有开阔的眼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为了个人事业的成功,还满怀振兴中华的热情。他们有世界眼光,有志使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名列前茅。同时,他们不是体制外形成的,而是先在体制内成长起来,再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的。
回顾中国多年来的改革,一方面财富创造取得了巨大成功,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很多隐患。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在城市与农村分别遭遇两大障碍,国有企业的垄断和农村的产权不明,造成一系列国计民生问题。例如行业垄断现象,政府压制民间金融,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重化工业和城市公共设施部门,民间医疗、教育、福利等事业也困难重重,从而造成大量中下游企业经营困难,某些服务供不应求,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如看病难、上学难、公共交通难。再如农民的产权不明确,政府通过强制征地成为土地市场上的唯一供应者,形成了“土地财政”。城市二元分割,阻碍了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的实现,使一些人享受的社会福利和发展成果远远低于另一些人等等。这类问题如果不解决,将会加剧社会的对立情绪和紧张气氛,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继续推进改革。要知道,中国正处于双重转型时期。一种转型是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另一种转型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转型重叠在一起了。在世界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也是空前的。正因为如此,在改革之初,我们必须从试点开始,在摸索中前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很形象化的比喻。碰碰试试,有了成绩,再总结推广。今天,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不再适用过去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而需要视野开阔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为此,经济体制的决策者和参与者应该对中国改革的来龙去脉和企业活动的基本规律有更深入的理解。顶层设计更需要有战略家的眼光。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相比,后者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前者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没有战略家的眼光,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如选择不当,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肯定会比“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大得多。所以顶层设计更应当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更要有胆识、魄力和智慧。
“九二派”企业家是反映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前面已说过,他们是先在体制内成长,再转向体制外的,他们既了解体制内的经济运行,又懂得体制外的种种酸甜苦辣。他们善于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把它们引入中国市场的空白领域,成为某个行业的开拓者或佼佼者。而这一切,往往是在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和市场运行的灰色地带中完成的,从而可以为顶层设计提供更多的建议。我相信这些建议中定有不少可取之处。
总之,“九二派”的人生经历、创业故事和思想观念,会给关心中国经济改革与企业成长的人们带来深刻的启发。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