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推荐悲观论调为什么不靠谱？

悲观论调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环境和资源危机、城乡贫困、疾病防控难题，等等，都被学界、传媒和企业人士不断提及。有些话实际上早已是老生常谈，1960年代就有全球人口爆炸论和粮食匮乏论流传；到了1970年代，甚嚣尘上的又变成了石油等化石燃料枯竭的警告；1980年代，欧美政界要人和科学家认为，酸雨会彻底毁掉地球上适宜人类栖居的地带；再接下来，稀奇古怪的多种疾病、全球变暖，都曾不断制造恐慌。

在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悲观论调同样大行其道。从几千年前开始，全球各地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哲人警告，世风日下、道德不存，人性贪婪加市场（金钱）的外力必将毁掉社会以及每一个人；同样，生活困顿的诗人也通常感慨，人们越来越现实，忽略了对灵魂的叩问与心灵反思，太不重视文学、美的存在和传承。

让我们回顾一下一个世纪前流行过各主要工业国家的“末日论”式悲观论调。1890年代，德国人马克斯·诺尔道撰写了一本超级畅销书《堕落》，描绘了犯罪、移民和城市化令社会道德崩溃的场景，“我们置身于瘟疫当中，一种堕落和歇斯底里的黑死病”。1901年，美国人查尔斯·瓦格纳在《简单生活》预言，人们已经受够了物质主义，很快就要迁徙回农场了。1914年，英国人罗伯特·特莱赛尔在遗著《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中将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形容成，“一个无知、愚钝、半饥半饱、精神堕落的颓废着之国。”

彼时，正是在这种悲观论调左右下，欧洲国家、美国、苏联，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政治精英和学界泰斗们开始齐心协力，试图阻止崩溃的发生，为之提出的解决政策就是：在社会成员中开展广泛的智商测试，智力低下者以及罪犯被强制做绝育手术——这样做，似乎可以保证未来的社会只存在智商和道德合格的、更少的公民，由此阻止资源和道德危机。这就是近百年前，悲观论调驱动造成的政治、社会闹剧。

英国著名科普作家、牛津大学动物学博士马特·里德利在其所著《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一书中认为，百年来至少两次大规模连续传播的悲观论调，实际上都是基于无视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刻意夸大问题及问题现实、潜在影响，以期获得话语权和利益主导权的谎话。马特·里德利认为，怀旧者、保守派、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联盟，立志要劝人们保持焦虑和警醒（否则各自的学说就无法在公众中行销），再加上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不满于原先崇高地位被商人及其金钱力量所取代，这几类人都在不断抨击新生事物特别是新技术、市场作用造就的新事物，希望稳定。

马特·里德利嘲笑那些重复上一代悲观语调，非把商业、市场、青年都说成人类和人类社会价值危害来源的评论家。在他看来，每一代人里都有废柴和怪物，但今天的青年跟过去任何一代人一样，都有从善、热心公益的一面；而所谓技术革命、技术工具带给人的病害，远不及工业革命之前那些所谓田园乡土时代中，人们无法抵御的疾病数量多、程度深；商业、市场对人、文学、独立思考的侵蚀伤害虽不可否认，但回顾人类史，正是贸易或雏形状态的贸易发展繁荣，才导致了社会、城市及其文化副产品的出现，贸易驱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分化，才有了专门从事独立思考、文学创作的社会成员。

《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重新叙述了人类社会迄今整部经济、社会发展史。全书开篇即通过当今社会与数十年前、百年前乃至更长时间以前，人类社会普通成员所能享受到的物质和精神福利对比，强调文明发展的绝对性。书中第2-5章则分别详细叙述20万年前人类头脑进化及彼时实现的交换、专业化，50000年前实现的以物易物、信任和规则，10000年前开始的农业耕作，5000年前开始的贸易，对文明成果发展起到的作用，也逐步奠定了现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则基础。

书中第6章谈到了近几个世纪以来颇为流行的人口危机悲观论调，指出这种观点既忽略了人类社会出生率、生育率规律，未考虑到非战争状态下人类社会自行出现的人口调节、出生率调节因素，还低估了文明发展成果，即通过技术、市场、贸易对实现粮食及其他代用品生产增长的推动力，因而频频悲观断言，每每黯然落空。

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料的危机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演绎出新版本，各版本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从来没有兑现过——1914年，美国矿务局预测该国石油储量只能在当时的消耗水平下，维持10年；1939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3年；1952年，美国当局又说还能再持续12年；1970年代，卡特总统宣布，1980年代末将是世界石油消耗殆尽的时刻。马特·里德利调侃说，按照预测大师们的判断，现在世界上人们所用的油气煤，都该是凭空变出来的透支产品。在他看来，化石燃料的确有限，但仍然持续几十年甚至数百年，就目前新能源开发应用的速度和价格趋势来看，人们肯定能在化石燃料用光之前找到价格合理的替代品。

反过来目前趁着化石燃料供给危机而走红的“新能源”，才是真正不能持续的，生物能源需要大量占用耕地，如果美国要考种植生物燃料来为所有交通工具提供燃料，需要的土地比现在美国耕地还多30%；换成太阳能或风力发电替代，则需要总面积相当于西班牙的太阳能电池板，或总面积相当于哈萨克斯坦的风力发电厂。这些替代，显然都是不现实。马特·里德利强调，目前煤炭、核能发电站、天然气管线、炼油厂在用地更为节省的情况下，为美国乃至全世界供给了能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书中对常见的技术创新决定因素论的批驳。马特·里德利首先否认科学家在技术革新潮流中能起决定性作用，他通过对工业革命以来各种革命性技术创新的过程回顾指出，技术提出多种假设并就各种假设作出权重安排，科学家不过是跟上技术修补匠们的脚步，在前者发现了什么新鲜东西之后提出解释。他也不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能够有效推动技术革新，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发明根本没有申请过专利，而其他一些可能推动行业进步的创新却因为专利藩篱，反过来损害了创新的进一步可能。马特·里德利还举例指出，1990年代各工业国家政府争先开发高新电视标准、互动电视、远程办公额虚拟现实等如今看来价值不大的项目，却对无线宽带（wi-fi）、宽带和移动电话重视不够，这证明在技术创新发展方面，政府所起的引领作用并没有官僚们自夸的那么大、那么明显。

《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一书的主要观点是，人类社会是一段漫长历史的产物，通过对有别于遗传变异的文化变异进行自然选择而演进而来，是靠着个体交换的无形之手生成的突变次序，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决定论产物。基于此，进步发展在可预期的未来仍将是趋势或者说惯性，特别是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混杂地彼此交配着，创新的步伐会翻倍，人类社会寻求到乐观解决当前面临问题的方法的可能，远比各种悲观论调及其变种版本要靠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