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用超越性视角观察经济

《失衡的巨龙——中国经济的寓言和预言》一书，收录了傅勇先生近些年写作的一系列经济学随笔、短论和专栏文章。粗读完全书，觉得有话想说。

生活在当下这个“经济社会”，普通人常有一种“压抑感”：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国与全球都在以几何级倍增的数量涌现出如此之多重大而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要看懂看透这些现象已经很吃力，何况这些现象还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而另一方面，解释这些现象，普通人本来可以求助于经济学家，但现在的情况是“一百个经济学家对于同一个现象可能有一百零一个解释”，让人无所适从。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傅勇先生的书值得一读：因为他的文字正好可以帮助普通人释放上述“压抑感”。书中不仅解释了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中各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而且他所应用的视角也非常独特：我称之为一种超越性视角。

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者斯皮格尔（Henry W.Spiegel）在其《经济思想的成长》一书中曾专门区分了经济学家看待问题的视野：一元、二元与多元。其中，“一元论”者“通过惟一思想家的眼睛看待整个世界”。斯皮格尔举例说，冷战结束前东方世界只用马克思主义框架分析经济问题；与此相对，“在西方，一向只有另外一位人物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启发和充满其他的经济学史著作，他就是实证主义和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而“二元解释则将经济学史或其某一阶段转变为冲突的历史”，如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间；进步与保守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等等。显然，一元论与二元论两种视野都有其优点，但更有其问题：一是在把复杂的现象和问题纳入一元或二元这样过于简单化的框架中，本身就忽视了经济思想的历时性与多元性。二是尽管经济学有意识形态，但一元论与二元论则几乎是以泛意识形态替代了经济学。也因此，如何超越简单的“一元论”或“二元论”视野，就成为经济学界自身在承担向普罗大众解释经济现象使命时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傅勇先生的文字吸引我的地方，恰在于他能以超越性视角看经济。

正如书名所表明的那样，傅勇先生在其著作中用了很大篇幅解释中国经济成长及目前所遇到的“失衡”难题。而我们都知道，近年来恰于对中国经济成长及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的解释，有自知之明的国外经济学人称之为“谜”，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套用一元论或二元论都可能无法说透，因此他们一般都习惯于倾听中国本土经济学人“说些什么”。

我们惯常看得到的中国本土经济学人对此问题的解释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间的高速增长，恰在于“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即远离所谓“华盛顿共识”，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了政府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充分发挥主导与调控作用；而目前中国经济遇到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分配不公，则与市场过度扩张及其缺陷有关；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道路”。另一种代表性观点却说，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恰在于中国经济模式大踏步向西方发达国家靠拢，是借鉴了“华盛顿共识”的结果；而目前中国经济遇到的结构性矛盾，也在于国有经济比重太大，政府手中掌控着太多资源；解决矛盾的途径是进一步市场化与民营化。

且不说这两种观点正确与否，但其中“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倾向无疑非常严重：要么东方，要么西方；要么“北京共识”，要么“华盛顿共识”；要么公有制，要么私有化；要么政府，要么市场；要么公平，要么效率…….正因此，前者称后者为“新自由主义”，后者批评前者为“新‘左’派”。二者之间发展到无法进行正常学术批评，而惯于从对方文本中发现“意识形态”。也正因如此，与国外经济学界因正常学术分歧导致对同一问题有不同解释但却可以调和相比较，中国经济学界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更趋两个极端，由此也更让普通人莫衷一是。

但傅勇在著作中对中国经济成长及“失衡”问题的解释显然超越了简单的“二元论”视野下的“两分法”。比如，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成长得益于“强政府”，未来解决“失衡”也必须坚持“以强政府限制市场盲目扩张及缺陷”，更多人则认为，市场从来比政府更有效，中国经济成长得益于“市场化”，目前各级政府过多地参与经济是对市场体制的破坏，也是各种“失衡”的根源。这两种表面上看似矛盾观点实际上都有同一个前提：政府与市场无法相容的。但傅勇在书中却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书中认为，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强势只是故事一面，另一面是强势政府也会推动市场体制的建立。比如中国的许多城市在“经营”中快速发展的，地方政府巧妙地组合了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推动了中国城市和基础设施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书中认为，“中国政府的成功之处在于，强势政府主要不是去遏制市场，而是培育甚至利用了市场。”也就是说，在傅勇先生的框架中，“政府”与“市场”不仅不矛盾，甚至想到促进。也因此，快速成长的中国经济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高投资、高出口、高能耗、高顺差、低消费、低收入增长、低城市化、收入不平衡、地区差距大、金融压抑等等——既不是“强政府”的产物，也不是“市场缺陷”，而只是各国经济成长史上都会遇到的阶段性现象，并且已经处于在进一步发展中逐渐下降的“通道”。傅勇的上述解释无疑是超越性的，没有落到“左”或右的既有巢臼。

不仅仅在解释“中国经济之谜”方面有超越性视角，傅勇先生在看待世界经济尤其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上的视角同样是“超越性”的。比如，经济学界近些年强调“宏观经济学微观化”，但傅勇从金融危机中“个体理性没有达到集体理性”这一点得出结论认为，“之所以专门需要宏观经济学这一领域，是因为很多宏观经济现象难以从微观层面上加总得到”。再比如，有不少人担心，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率先加息，将会吸引更多热钱流入中国；而在傅勇看来，国际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主要是看重中国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和资产部门价格的高涨，毕竟无论是中国的名义利率还是中国的实际利率都位于世界的较低水平。所以中国货币政策应该增强相对独立性，更多地本国因素出发考虑政策操作。等等。

看傅勇的书，我在受益非浅的同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人如何才能具备超越性视角？

要具备超越性视角，首先就必须使自己的观点建立在扎实的实证性研究基础之上。傅勇先生恰也在这方面下了功夫，使得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持之有据，言之有理。

但仅此还不够。因为事实是可以挑选的。而一位历史学家说过：最能欺骗人的不是有意编造的谎言，而是经过刻意挑选的事实。在中国经济学界，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去刻意挑选事实或操纵数据的现象并不少见。因此，能否以更开放的心态面对多元经济思想仍然是具备超越性视角的前提。从傅勇先生书中所援引的极为丰富的各派经济思想资源看，他无疑具备了这种心态。

想起熊彼特曾说过，既使是有创造力的经济思想者，其第三个十年也是“神圣不可超越的十年”，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吸纳新思想的能力不断降低，所能做的也就“只是润色和修饰他过去的观点而已”。而如果我没有弄错傅先生年龄的话，这本书中收录的正是他“神圣十年”期间充满活力之作，仅此就足以让我们高看这本书一眼。

但人都会走向年长，并且以我自己的经验看，在成长过程中非常容易被归并入经济学江湖中某个“圈子”。所以我也希望傅勇先生能够不受任何人包括自己师长已经成形了的“框架”所束缚，不断有新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