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雄心

治“经济思想史”向来并非易事，表面看来不过是将过往学者之贡献一一介绍评述，但怎样介绍如何评述，却大有讲究。要条分缕析经济思想史上幽深曲折的思想路径，不仅需要对各个学者的贡献了如指掌，而且要对涉及学派之间的争议明察秋毫，方能提纲挈领以思想史撰述者自己的理路来谋篇布局。塞利格曼是成功的典范。

经济思想史可被看做更大范围的综述。每隔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去梳理累积性的知识。相对于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而言，思想史的工作因为琐碎和需要庞大的阅读量，常常使人却步。而随之而来的后果常常是，这门学科被边缘化。

与马克·布劳格的名著《经济理论的回顾》不同，塞利格曼更强调大致从1870年到1970年这百年间的经济学思想流派及个中争议。布劳格在简述亚当·斯密之前的重农学派后，一直从亚当·斯密讲到新古典，所涉及的学者却少于塞利格曼。当然布劳格的另外两本书《凯恩斯之前的100位经济学家》和《凯恩斯之后的100位经济学家》已经弥补了这些遗憾，布劳格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旗帜性人物的地位也不容置疑。然而塞利格曼的书的确提供了新的选择。

从1776年斯密发表《国富论》之后的100年，经济学日臻形式化。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形式化不一定站得住脚，尤其是在深受黑格尔辩证法传统影响下的德国更是如此。所以德国历史学派首先对此发难。

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发现，古典经济学被其肤浅的追随者日益简化成了关于租金、利润和工资的抽象而精致的理论，与真实世界日益脱节。而这一理论中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与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们观察的现实情况格格不入。罗雪尔、施穆勒、桑内特、韦伯等历史主义者们的抗议，在塞利格曼的笔下缓缓展开。尽管我并不认为德国历史学派的抗议对古典经济学构成严肃的挑战，但我依然被塞利格曼的论述打动。

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经济思想史学者都对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布劳格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曾经的共产党员受马克思影响并不稀奇，而塞利格曼则高度赞扬马克思从社会主义视角对传统经济学的反击。

塞利格曼尤其指出，随着主流经济学介入对垄断行为的阐释，以及受失业问题的困扰等，主流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蔑视正在逐步消失。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马克思从整体的高度看待经济系统的做法，对于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是有意义的——德国人再一次以另外一种反对者的身份站在了主流经济学的斜对面。

塞利格曼这样的学者是不会忽视奥地利学派从两个方面对古典经济学的捍卫，一方面是在形式化道路上继续前进，另一方面是从逻辑上论证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但塞利格曼认为米塞斯这样的学者有点过犹不及，整全而严密的逻辑体系使得米塞斯看起来说教多过说理，这反而影响了其思想的进一步传播。

塞利格曼比较公正地回顾了形式化的历程：边际学派对经济学形式化的贡献卓著，经由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等的均衡研究，到希克斯和萨缪尔森集为大成，其后随着博弈论和线性规划手段的运用，形式主义经济学达到了一个顶点。

然而经济学研究始终面临着内部紧张关系。在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政策与理论上约束条件下求最大化的解释之间，塞利格曼的情感天平并不公允。相对而言，他更同情马克思主义的遭遇，也认为脱离现实的形式化道路对于经济学而言可能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当然会使塞利格曼自己陷入“非主流”的危险，但任何一位经济思想史学者，总会在这个问题上对主流经济学的敌对方抱有或多或少的感情。

这样一来，塞利格曼自身的位置就自然而然进入了演化的立场。这可能是出于某种程度的妥协，一来不得不承认主流经济学的形式化倾向，二来也对真实世界，尤其是历史主义者强调的历史因素的影响抱有深刻的同情。折中方案必然会顾及两种不同的看法。而以凡勃伦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中的演化思想正好为折中方案提供了出路。

如果塞利格曼对马克思只是有些敬意，那对凡勃伦则是推崇备至了。他试图表明经济学中的演化思路，不仅能解释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对制度的影响与经济因素对制度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并且还想用演化思路来统合经济学的形式化和真实世界的经济解释，即认为两种解释路径也是相互影响、长期演化的。

塞利格曼并没有彻底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但其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所展露的雄心，确实是值得称道的。

《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美）本·塞利格曼著，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4月■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