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散记》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哈佛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张晓晶研究员的新作《哈佛散记：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出版了。

作者以轻松的笔触，将发生在哈佛的故事娓娓道来：萨默斯的大嘴与伯南克的袜子，曼昆的语速惊人与巴罗的慢条斯理，经济学大师们的执拗与可爱跃然纸上。在这里，你能读到一个不一样的经济学、一个不一样的哈佛。

《经济参考报》记者专程采访了张晓晶研究员，听他讲述有关哈佛的人和事。

在哈佛，像谈论家长里短一样谈论经济

《经济参考报》：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选择去哈佛“游学”？

张晓晶：我离开学校在社科院做研究工作已经有些年头了。后来想到国外学习一些国际前沿理论和知识，把握先进的研究和教学方法，另外希望拓宽自己的视野，与更多的国际同行学者进行交流，哈佛成了首选。其实之前我也去过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访问进修，但毕竟经济学的大本营是在美国，并且哈佛大学是世界知名大学，头顶上闪烁着耀眼的光环，这里有许多宏观经济学界的大腕学者。正巧，通过联系，在哈佛经济系做过多年系主任的本杰明·弗里德曼教授发来了邀请，我也就如愿地来到了哈佛。算是理想照进了现实。

《经济参考报》：在哈佛通过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或者您认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晓晶：经济学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舶来品，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距甚远，学习的时候难免有一层隔膜。但是在这里你会感觉，经济学就在你身边，而发生在经济学演进中的故事从老师口中娓娓道来，有时这位老师就亲历其中。在哈佛的课堂上，你能感受到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像在谈论家长里短一样谈论经济，他们对相关的知识背景和历史掌故如数家珍。真正融入到这种环境中，我们就可以深刻理解以前不完全理解的事情，包括他们的课为什么要这样讲，许多模型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就像国人谈论孔子的东西一样，可以信手拈来。在哈佛课堂上与老师交流中，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经济学血脉的传承和流动，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些从书本上找不到的东西。比如，现在一大批活跃的经济学家，如萨克斯、萨默斯、克鲁格曼、奥博斯菲尔德、罗格夫等，当年都是同学，曾经于1977年在M IT一起聆听多恩布什的课。罗格夫说，当时萨克斯、萨默斯、克鲁格曼三人很受宠，而自己则不受人待见。

你感觉到经济学是鲜活的，不是从理论到理论

《经济参考报》：您说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属于经济学界的“八卦”呢？

张晓晶：其实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八卦”吧，但是这些八卦对经济学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经济学的薪火相传和新思想的源头。为什么呢？中国人学习经济学都是看书本上的知识，而这些干巴巴的文字一方面显得很死板，另一方面也给人一种晦涩难懂的感觉。其实，经济学是鲜活的。就像明星的八卦(有时是负面的)让人感受到明星的鲜活劲一样，我们经常从报纸或者杂志上看到保罗·克鲁格曼突然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或想法，难道这些想法都是他一个人整天坐在家里闭门造车，凭空想出来的吗？实际上，通过这些所谓的学术八卦，我们发现，他的许多新观点和看法，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事之后逐渐思考研究形成的。比如曼昆就说，他的菜单成本理论就是源于听了法律系的一堂课。杰弗里·弗兰科(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著名教授)称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与克鲁格曼(也是学生)一起给西班牙中央银行做课题，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铸币税。如果我们有时间和精力去搜索更多这些经济学家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经济学发展的源泉在哪里。

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自传中曾经写道，经济学理论创新，掌握一些数据和基础理论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中、伟人的传记中寻找灵感，而不能简单地从理论本身找灵感。

随处可见经济学大师的魅力

《经济参考报》：在哈佛学习的这一年中，您一定近距离接触过许多在国际经济学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大师，能讲一讲与他们之间的故事吗？

张晓晶：是的。在课堂上或者参加各种聚会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有国际影响的大学者，第一次和马丁·费尔德斯坦的见面就很有戏剧性。那还是在N B E R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举办的圣诞节聚会上，一位个儿不高、其貌不扬的学者走了过来，说可以坐在你边上吗？我礼貌地的回答：没问题。他介绍了一下自己，我也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但全然没听清他到底说了什么。等他取完菜坐下，我才又问道：对不起，请问您是？他又报了一下全名：马丁·费尔德斯坦。我这才惊呼：抱歉，您就是……，当时有种有眼不识泰山的感觉。要知道，马丁在美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不仅曾经是N BE R的掌门人，也是美国政府经济学界一位教父级人物，奥巴马的经济团队，清一色是马丁的学生军。现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曾经做过马丁的研究助手；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道格拉斯·埃尔门多夫和奥巴马的经济顾问杰弗里·利伯曼都是马丁的学生。每年，美联储年会上，他都要发一通言。在世界范围内，他也颇有影响。比如，他是中国高层的顾问，经常受邀参加中国的高层论坛。

《经济参考报》：看来哈佛真是大家云集。在课余闲暇期间，您还听到其他一些有关这些大家的轶事吗？

张晓晶：这种事情很多，其中一个有关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袜子的故事很有意思。当时，伯南克是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的一项工作是向总统递交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一次他向布什总统汇报情况。布什注意到伯南克一身西服却穿着一双淡褐色的袜子，忍不住问，“你在哪儿买的袜子？它们和你的衣服很不协调。”伯南克秉着学者的诚实与不卑不亢：“我是在G A P买的，七块钱三双。”在整个汇报期间，布什几次提到他的袜子。

后来，以伯南克为首的整个经济团队都穿起了褐色的袜子，甚至动员副总统切尼也穿上。当整个经济团队出现在布什面前时，他发现这帮家伙穿的都是褐色袜子。布什冷冷地说。“你们真是太有意思啦！”然后转向切尼：“副总统先生，你怎么看这帮穿着褐色袜子的家伙？”切尼略抬了抬脚，示意自己穿的也是褐色的袜子。不知道当时布什总统会做出什么反应？

哈佛有个鼎鼎大名的燕京学社

《经济参考报》：一提到哈佛大学就不能不提到与中国有着紧密关联的、鼎鼎大名的燕京学社。

张晓晶：是的。在哈佛访问的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燕京学社的，也没有不去那里的图书馆借书的。燕京学社可算是读中国书、抒发中国情怀的最佳场所。这里名人荟萃，尤其不能不提的是时任燕京学社社长的杜维明教授。杜维明研究的是新儒家，主掌燕京学社多年。他对国内学者格外关照。到这儿来的访问学者，尽管是在世界范围内遴选，但国内学者往往占去大半。这不能说与杜维明对中国内地的青睐没有关系。

《经济参考报》：在与哈佛燕京学者交往中，您获得了哪些启迪？

张晓晶：和这些学者接触多了，我发现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与搞经济学者之间还真有不少差别。对我们搞经济学的来说，重要的资料早已经不再是书，而是那些没有正式出版的工作论文，因为这些论文是最鲜活、最前沿的。而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有电子版，可以下载，放到移动硬盘上，就能带回国。燕京学者不一样，因为这儿不少的文史资料，国内竟没有，他们要把一些书籍资料复印下来，装订成册。这也让人多了几份感慨“礼失求诸野”，咱们老祖宗的东西还要靠别人来保存。

经济参考报：通过与您对话，我了解到另外一个哈佛，它不再只是一个学术教育机构，倒更像是一个到处充满生活气息的大家庭，经济学并非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经济学大师们也并非“高不可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