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全面失败。问题在于如何将私有制激励和公共监管有效地结合

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各类范式，改变了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步确信不疑的许多基本观念，也可能最终改变世界金融系统运行的路径和步伐。

博森先生的新著以其前瞻的智慧加外科手术般的解析，对这次金融危机做了一次全景的多维扫描。作者在本书中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对中国金融监管机制的建立与改革有着直接的相关性。

例如，作者指出，美国政府为应付此次危机，大大增加其财政预算，这种通胀措施可能造成中国所持的大量美国国债的贬值，中国可能会为美国危机救助政策而付出巨大的代价。他建议美联储为其利率政策制定一个可预测的通胀目标，从而防止今后随意地增加流动性而导致脱缰的通胀压力。

作者还指出，在日益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工业经济大国政府如何采取措施歧视外国公司以保护其本土工业。当世界经济处于危机时期，我们应以各国现有税率水平为基础，在WTO范围内重开谈判，从而阻止这一貌似合法但危害甚大的做法。

诚然，此书中的许多提法，在加以修正完善后可以适用于今日中国的金融系统，但此书主要还是针对美国金融系统的改革所著。例如，博森先生提到，资产证券化有许多潜在的好处。然而，针对此中的种种滥用行为，作者提出了对资产证券化过程改革的种种建议。中国金融系统的几家监管机构正在制定贷款证券化的相关规定，相信这些建议对我们应有参考价值。

针对美国各大银行的董事会，博森也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他指出，这些董事会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表面上并无可挑剔；然而，对于银行给他们带来的风险，通常一无所知，却批准通过了一项项高额的业绩分红，而这些所谓的业绩常常在分完奖金后就迅速蒸发了。为此，博森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董事会模式——这是一个由金融专家们组成的专业团队，每个月中用几天时间来专门监督银行的业务。

事实上，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一些规定，正与博森书中的建议相吻合。例如，对任一特定个人所允许担任的上市公司董事职位的个数予以严格限制，以图保证其在上市公司董事职位上所花费的时间。问题只是监管机构的干预到底应止于何处，既不越俎代庖，又可有效地防止人浮于事、公司治理徒有其名。

这是本务实的而非纯理想化的书。正如博森所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金融系统的建立是应该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角度来考虑。每一个金融系统都是市场机制和政府监管的结合体，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将私有制激励和公共监管有效地结合，才能为特定国家在特定时间实现最好的金融产出。

因此，我们不应该因为美国出了金融危机，就以此为理由来摒弃较为复杂的金融产品、外国银行、经纪商或基金。至少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全面失败；美国监管体系的漏洞以及对已有法规执行的懈怠是这场危机的主因。允许金融创新，允许外国公司在本国的资本市场上运营，通过非歧视性的方式来对这种创新和运营进行激励并加以约束，应该能使一国的经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获得巨大的收益。

在写这篇前言的时候，本人正在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与往年不同，今年大家普遍关注的焦点不是“公司再造”就是“监管再造”。危机过后，大家更关注一些更长期、更深层的问题：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发展的规模经济边界何在？混业经营的风险与收益如何在长期内平衡？如何改革现有的公司激励机制以消除其鼓励短期行为、强化经济波动的负面效应？如何整合现有的监管力量，以一个更协调、更无隙的架构挑起金融稳定的重担？每一次繁荣来临，都激励人们去追求前沿的细微化改进；而每一次危机过去，都能促使人们沉静下来思考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读读这本书，可能会得到一些启迪。

作者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

本文系作者为《大乱有大治》（罗伯特·博森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所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