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之死

书刊 · 2010-03-0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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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再度住院,眼看来日无多,他提出加快创作的进度。7月,他带着写作组一行人前往青岛,住进海军疗养院“闭关”写作。吴敬琏和张卓元均带着子女一起随行。在黄海之滨,日升月落之间,伴随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和贝多芬的《...

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再度住院,眼看来日无多,他提出加快创作的进度。7月,他带着写作组一行人前往青岛,住进海军疗养院“闭关”写作。吴敬琏和张卓元均带着子女一起随行。在黄海之滨,日升月落之间,伴随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孙冶方为自己的理论建构做最后一次冲锋。由编写组分头写作的章节都已写出,但怎样把这些“部件”联结成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编写组一遍接一遍地推演讨论,可是仍然寸功难夺。

青岛归来之后,孙冶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任务不可能完成。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此后曾多次对他谈及,对那一套计划体制绝不能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

1982年11月,卧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吴敬琏和张卓元执笔写出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性表达了无比的乐观,同时也沉重地指出,“必须对旧管理体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个月后的12月9日,他亲笔写下遗嘱:“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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