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

对于中国来说，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为一个经历过数十年的社会和政治孱弱的国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他证明了自己的论断：中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站起来了”。

20世纪50年代，在毛泽东的领导和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开始发展重工业基础，并引进了大量的现代技术。中国还仿照苏联的政府体制，把主要生产工具国有化，对国家管理下的农业生产实行集体所有制，采纳压制自主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列宁主义式的政治结构。

尽管毛泽东致力于快速发展重工业，但他始终对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政策所造成的不平等加剧、官僚阶级的形成和城乡差距扩大等必然趋势非常警惕。他因此一再介入体制的运作，以改变其社会和政治后果，使之主要转向实行平均主义、敌视知识分子、反城市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周期性地在与自己的创造物作战，结果，这种混战使他和“体制”都精疲力竭，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赢家。

毛泽东体制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是毛本人拥有巨大的权力。在一个幅员如此辽阔，拥有众多凭胆识、谋略与果决而身居要职的中央和省级领导人的国家中，毛却能压倒一切来定夺大计，这的确令人惊叹。毛泽东的地位，部分地可视为中国长期帝制传统的产物。

如果总结截至1976年毛在政治舞台上的遗产，我们可以不偏不倚地概括如下：毛创建了庞大的制度性结构，通过党、政、军来治理中国，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这些结构的完整性和合法性。这些结构因过于庞大而难以消失，但到毛去世时它们已极为混乱，以致“整合”它们需要多年时间，而且在有些方面已不可能。毛提拔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革命家，但他晚年时却让他们彼此争斗，留下的伤痕将持续很长时间。20世纪50年代，毛对教育体系的扩展被后来他对知识分子的攻击所抵消。到1976年，中国受到智力资本严重短缺的困扰。毛在中国多年的混乱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合法政治体制，但又用他生命中最后几十年时间来毁灭这个体制的效力。

作为一个为夺取国家政权而奋斗了20多年的革命者，1949年，毛继承的是一个孱弱的和极度分裂的社会，一个渴望重新统一、相信某种重要的振奋人心的理念、渴望恢复失去的尊严和地位的国家。在此后剩余的生涯中，毛用统一的目标来激励民众和他的同事们。他一再地证明自己最善于发现国家的错误路线，然后操纵并激化它们以维护自己的控制。

毛建立的体制试图把孤立各社会群体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以限制来自下层的潜在挑战。许多政策都是出于这一目的：农民不能与城里人联系，防止农民迁入城市的是户籍制度。此外，国家迫使农民只能通过国营“供销社”这一中介机构与城市经济打交道，则有效地切断了几乎所有非政府的城乡接触；在城市里，大多数居民在“大跃进”灾难后都被固定在自己的单位，即党指派的工作场所和研究机构里；这些单位后来普遍变成了经济、社会和政治蚕茧，一般来说，城市居民都在第一次到国营经济部门找工作时被分配进的单位里干一辈子。

通常作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桥梁的知识分子（例如，对政府不满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多次重大农民起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越来越受到孤立。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极端敌视知识分子的做法，使知识分子成为遭人歧视、排斥而且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群体。

即使在管理机构内部，毛泽东也利用整风运动及其他方式来防止出现多个权力中心。在他试图建立的体制中，行政机构是分权和灵活的，而权力则高度集中在他的手里。

毛泽东体制的最大缺陷也许恰恰在于他在其中的赫然耸现。从1959年到1976年，中国政治一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围绕着毛的接班人问题运行。毛试图主导自己的接班问题的徒然努力使几千万人遭受苦难。这个体制在毛晚年时的退化抵消了他最初十年所取得的某些重大政治成就：它使体制重新受到严重的个人派别活动的侵扰；它降低了军队听从全国统一指挥的程度；它也使国家无法确定一套赖以遵循的正确思想，以实现富强和获得国际地位。

因此，毛泽东是一个非凡的强人，他留下的遗产对中国至关重要。但是到1976年他去世时，他对中国的影响变成了悲剧性的，而他的接班人则面临着一个尽力纠正其错误的艰巨任务。

节选自《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美）李侃如著，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略有删改，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