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思维》书评：阿伦特的“精神共和国”

《精神生活》是汉娜阿伦特的最后一部著作，原计划分“思维”、“意志”、“判断”三部分。当阿伦特于1975年12月4日因心脏病突发溘然辞世时，此书仅完成了前两部分。该书最近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这对中国读者了解阿伦特晚年的理论关怀，具有重要意义。

阿伦特早年师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人学习哲学。1933年纳粹执政后，她开始思考政治问题。她曾自称不是政治哲学家，而是“政治思想家”；其主要著作也大多围绕具体政治问题展开。但阿伦特何以在晚年开始创作一部貌似纯哲学的《精神生活》？其意图何在？

如阿伦特所言，她探讨精神生活的起因有二：一是她在耶路撒冷参加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对“恶”的问题的思考。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她提出了“恶的平常性（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在她看来，艾希曼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思无想”，他满口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体现了他精神生活的空洞。阿伦特由此发问：极权主义之“恶”与这种“无思无想”的平常人是否有重大关联，作为一个公民，是否需要具备某种特定的思维能力？

第二个起因，是她在《人的境况》完成后，一直感到人的精神生活需要予以关注。《人的境况》原名“实践生活（vita activa）”，而自古希腊以来，“实践生活”与“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就被思想家们清楚地区别开来。阿伦特分别探讨了三种活动，即劳动、制作和行动。劳动满足了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制作创造了一个文明的世界，行动则是表明个人身份、展示真我风采的活动。行动与语言相联系，它是阿伦特所说的真正的政治活动。相应地，在《精神生活》中，阿伦特也探讨了“沉思生活”的三种形式——思考、意志、判断，《精神生活》可说是《人的境况》的姊妹篇。

以阿伦特之见，思考面向的是过去，一切思想都是事后观念，它是一种个人从世界撤离后，在孤独状态下进行的活动。思考并不创造价值，它没有边界，其结果则是意义的获得；它促使人良心发现，为区分善、恶提供准备。而意志面向的是未来，关注的是“我”打算做什么，有意志的个人为未来而活着，它也使行动的发生成为可能。判断面向的则是现在，它要对善恶、对错或美丑进行区分，是个人寻求他人赞同的过程。

正如行动是实践生活的三种形式中最为阿伦特关注的，在思考、意志、判断三者中，判断是阿伦特重点阐发的对象。判断是一种政治性的精神活动，而判断力是一种特定的政治能力。阿伦特已写出的前两部分，固然让我们得以在西方思想史脉络中去把握“思考”与“意志”，但更为精彩的或许是那没有写出的论“判断”的部分。

在阿伦特看来，政治判断与审美判断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她从康德关于审美判断力的论述中，借来“扩大的见地”、“再现式思考”等关键词汇，构筑了判断理论的基本框架。

“扩大的见地”是指“站到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我与预期的他人进行交流，希望获得他人的同意。在做出判断时，个人的私下想法进入公共领域，接受众人之检验。这种政治思维的特定样式，在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按照康德的论述，当人们说一朵玫瑰花是美的，既不是出于对这朵花的主观偏爱，也不是根据某个客观原则，而是一种诉诸他人的判断。做出判断的人期望他人赞同他的说法，想象与其他人在一起欣赏这朵花。

显然，政治判断能力与人的想象力相联，它是一种再现性思维的过程。通过从不同的观点审视给定的问题，在心中使那些并不在场者的立场再现，政治意见于是得以形成。判断者心目中列出的不同观点越多，再现式思考的能力就越强，最后的结论即政治意见也就越是合理。

不过，虽然阿伦特强调判断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能力的重要性，但她同样也关注思考、意志、判断之间的关联。三种能力中，没有一种应当支配其他两种，每一种都是不可或缺的，好的心灵状态应是三者的和谐相处。

可以说，阿伦特是在试图构建一个精神领域的共和国，《精神生活》一书关注的乃是一种良好的心灵秩序。这一精神共和国的构建与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政治理想密切相联。

由此，阿伦特晚年的“哲学转向”必须放在她一生的政治关怀中去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换言之，她晚年并非真正地放弃政治而转向哲学，而是在继续探讨政治的精神层面——即“如何政治地思考（how to think politically）”这一重大问题。

《精神生活思维》，参见本刊2006年第23期“本刊11月荐书”。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师，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