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谁比谁快乐

高兴看到这本《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的出版。

此书原英文名为Happiness and Economics：How th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Well-Being。译者把Happiness译为“幸福”，把Well-Being译为“福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习惯译法，不过我认为，Happiness肯定应该译为“快乐”，Well-Being应该译为“幸福”（或“福利”），Welfare（当指主观感受时）才译为“福祉”。“快乐”是比较日常的用法，“幸福”与“福祉”是比较正式的用法，通常指较长时期的快乐。除此之外，三者的意义是一样的。

本书的翻译，总体而言，高于一般水平。不过，一些地方也有失误。例如，personality and demographic factors应译为“性格与人口因素”，而不是“人品本质和人口学”（第17页）；global self-reports应译为“自我全盘报告”，而不是“全球自我报告”（第5页）。

最重要的一个错误，是在“前言”第2页，把decentralized译为“发展”。作者原意是，一个国家越民主与权力越分散，人民越快乐；译文却是：“如果一个国家越发展、越民主，她的人民就会越幸福”。即使是只根据英汉字典来翻译的译者，也不会把decentralized译为“发展”。以本书译者的水平，决不会犯这种错误，显然是有意修改原文的意义，不知是否有某些苦衷。

我不是要吹毛求疵。这错误不但违反“信、达、雅”的第一条，而且使译文的意义与全书的要旨相反。本书的一个主要内容（第四章）是：由于人际相互攀比及人们对高消费的适应（“曾经沧海难为水”）等原因，在小康水平之后，经济水平的继续提高并不能增加快乐。这是快乐研究的一致结论，对现阶段的中国，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

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继续发展——中国还有许多地区、许多农民连小康水平也没有达到，何况还有提升综合国力的需要（当然，这也是为了将来的快乐）。但是，单单经济发展远远不够，还需要重视平等、环保及其他影响快乐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

财富只能解释人际快乐差异的2％，那什么才是影响快乐的重要因素呢？几乎所有快乐研究都认为，健康、就业、婚姻、信仰、外向型、乐于助人等因素，与快乐有显著的正相关。本书对此也多有论述（第三章），不过，作者对快乐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用实际数据（1992－1994年间瑞士的快乐报告）分析了两点：其一，就业与通货膨胀对快乐的重大影响（第五与第六章）；其二，民主、权力分散、人民实际参与决策等制度因素和快乐的显著正相关（第七至九章）。

作者的研究显示，公众的立法提案和投票等政治权利越广泛，快乐水平越高。其次，联邦式的政治架构将许多决策权赋予更低一级政府，也能提高人们的快乐水平。直接民主提高人民的快乐水平，有两个不同的原因：第一，在直接民主的政治体制下，政治决策能更好地符合广大民众的意愿，政府活动也更讲求效率；第二，直接参与政治的权利具有程序效用（procedural utility），可以直接提高公民的快乐水平。

多数经济学者对快乐研究的结果不信任，因为一般而言，经济学者不信任人们的口，只信任他们的钱包。不过，近几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重视快乐的研究。对那些还是有严重偏见的学者，我有一个“杀手锏”：

请经济学者们看看自己的后院。最重要的经济变量是国民生产总值。每个经济学者都深知衡量国民生产总值的许多困难，但我们还是老早就应用了，并进行国际比较。约十多年前，来了一个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购买力平价纠正，一夜之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四倍，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六倍！快乐指数可能需要改进与纠正，但我相信不需要做四倍以上的纠正！

不过，个人快乐指数的可比性的确不是很高；可能你对自己的快乐打七分，我对自己的快乐打九分，但实际上你比我更快乐。有办法克服这种不可比性。笔者于1996年在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的文章，用最小可感知的快乐为单位，得出人际、时际与国际可比的快乐衡量法，或许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快乐衡量的可靠性。有了人际可比的基数快乐指数，本书作者认为还是不能解决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悖论，不能得出合理的社会福祉函数。其实，阿罗不可能定理基于序数效用，有了人际可比的基数快乐指数，阿罗不可能定理并不适用。

虽然本书的原著与译本都非完美，不过，快乐是人生的最终目的，本书有关于和快乐显著相关的许多重要因素的数据与分析，读者一定会获益不浅。我强力向读者推荐，并希望本书的出版会增加人们对快乐问题的兴趣与研究。■

《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为澳大利亚莫纳什（Monash）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