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第三版)即将与读者见面!

书刊 · 2005-07-2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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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Joseph·E·Stiglitz)重新修订的《经济学》(第三版)中文版,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7月27日起全国发行。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被认为是萨缪尔森的同名教科书出版以来最具国际影响的一部经济学原理教科书。...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Joseph·E·Stiglitz)重新修订的《经济学》(第三版)中文版,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7月27日起全国发行。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被认为是萨缪尔森的同名教科书出版以来最具国际影响的一部经济学原理教科书。《经济学》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文版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高鸿业、吴敬琏等国内知名经济学家都曾对本书做出高度评价。谭崇台教授对第三版作了专家评介。

《经济学》(第三版)中最大的变化是关于"新经济"的讨论。作者对第二版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在使读者系统把握现代经济理论同时,还着力于让读者了解经济理论如何有助于理解新经济现象,并解释数字时代的经济问题。

此外,本书继承了前两版的特点,重视不完全竞争和信息经济学,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和经济增长,同时又是经过彻底修改的全新版本。首先,由于策略行为已渗透到了现代经济分析中,作者增加了关于"博弈论"的一章。其次,对经济波动模型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比如,利用通货膨胀和产出来建立波动模型。最后,对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经济转轨进行了中肯评价。

正如作者在《写给〈经济学〉的中国读者》中所说:“尽管一个经济体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但其背后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经济学》(第三版)更系统、更科学地为读者提供了这些原理,使读者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现阶段的问题,还可以了解中国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

《经济学》(第三版)中文版的出版获得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白重恩、李稻葵、钱颖一、王江、王则柯、徐滇庆、张军、张维迎等八位世界知名华人经济学家为本书撰文推荐,突显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教学意义。

《经济学》(第三版)中译本序

文/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良好运行的经济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当经济不再平稳运行时——而实际上我们已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才会认识到经济的良好运行是多么重要。二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相当不平凡的经济增长——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使这么多人摆脱贫困,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前所未见的。即使是在东亚危机期间,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都陷入了衰退和萧条,中国仍然能够保持稳健的增长。在新千年的头几年里,当世界其他地方均陷入全球性的增长减速时,中国则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9%。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极具中国特色,并且非常成功,这与大多数其他转轨国家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转轨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挑战,但它以其创造力和实用主义——“摸着石头过河”——来迎接这些挑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亿万农民的生产方式发生改变,并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大幅度提高了农业产量。从控制价格到反映市场力量的价格的过渡是十分困难的,而价格双轨制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乡镇企业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新企业和就业岗位。而在最近,自本书的第二版出版以来,合资企业的迅速增长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目标国。住房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使中国在通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中国必然会不断面对许多新问题。在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经营者实际上掌握许多企业控制权的风险,这一问题困扰着转轨过程中的许多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国家,并且导致了这些国家十分糟糕的经济绩效。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平等的程度在大幅度增加,包括城乡之间以及沿海省份与西部地区之间不平等程度的加深。中国政府对这些挑战作出了反应。例如,西部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可以增加经济发展的机会。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所改善,但要判断这是否足以缩小这种巨大的差距,还为时尚早。

今天的中国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的一个主要经济体,它必须对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重新进行定位。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在为中国商品打开世界其他国家的市场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市场向其他国家敞开了。正如其他国家所经历的,虽然机会是巨大的,但风险也不小,因而中国必须采取措施降低这些风险。例如,来自得到了大量补贴的欧美农产品的竞争,可能会使农产品价格下降,使原本就已经很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更为严重。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会导致外国银行的进入,它们更倾向于向大型跨国公司而不是向国内中小企业贷款,其结果是那些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部门获得的贷款可能会下降。中国的成功导致了世界其他国家政治上的压力,在废除了纺织品配额之后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在这一全球主要产业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与美国巨大的双边贸易顺差——尽管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和低储蓄率——导致了美国方面的巨大压力。不管这些压力的后果如何,很明显,与过去相比,中国将更多地依赖于国内需求的增加,更少地依赖出口需求。政府再次意识到了这些挑战,但很高的储蓄率(在2004年达到了50%以上)——虽然这是让其他国家很羡慕的——却增加了它所面临的困难。

第二方面的挑战是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如退休金和医疗。过去,许多这些社会需要都是由国有企业来满足的,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巨大的缺口。人们很担心医疗服务质量下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人们在退休后还能有足够的钱过上体面的生活吗?任何致力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团结的社会和政府都必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与城乡不平等一样,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不平等也是一个问题。高储蓄率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担心会有这些需要。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提高国内需求。

第三方面的挑战是环境问题。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许多的环境问题。全球变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虽然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但每一元人民币产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却要高得多。之所以能源消费很高,部分原因是价格较低——中国是世界上汽油价格最低的国家之一。鉴于其比较大的人口密度,发展更好的公交系统不仅对经济和环境是有利的,而且会使城市变得更适宜居住。

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它会面临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面对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作用。中国未能提高汽油价格的一个原因被认为是汽车生产商的压力,它们担心较高的汽油价格会对汽车工业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即使汽油价格上涨了,汽车工业也会快速增长,而且随着汽车质量的提高和生产效率的改善,还有巨大的出口潜力。公共汽车和其他形式的公共交通工具的生产也可以增加工作岗位。当然,如果汽油价格较高,汽车工业的利润确实会下降,但是,将这些特殊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却是错误的。特殊利益的影响力可能会不断壮大,因而需要建立起控制这些影响的制度。

第二个问题是意识形态。当看到了市场经济可以带来的好处时,许多人会相信市场经济会解决所有问题,并认为政府规制会抑制经济增长。与对政府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盲目信任一样,对市场会解决所有问题的盲目信任也是十分危险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在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某种平衡。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帮助人们了解市场的优点和局限性,以及政府的适当作用,从而使对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决策都能够建立在现代经济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现代经济科学解释了为什么市场往往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以及为什么市场往往会导致很高的不平等——高于致力于社会公正和团结的社会可以接受的水平。历史以及最近的经验支持了理论上的分析。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或许是最强大的市场经济国家)经历了繁荣和随后的崩溃。在繁荣期间,数千亿美元被浪费在后来被发现毫无价值的投资上。企业披露了不准确的信息。价格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但如果将不准确的信息提供给市场,价格将会被扭曲,而扭曲的价格将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资源的浪费。企业及其经营者有提供扭曲信息的激励。美国最终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一项法案[《萨班-奥西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使企业更有可能会提供准确信息。美国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国家,能够承受资源的浪费——美国不仅在繁荣时期在毫无价值的投资上损失了数千亿美元,而且在接下来的衰退时期,它能够生产的数量与实际生产的数量之间的差额也是相当巨大的,在四年期间超过了一万亿美元。中国是不能承受这种浪费的。另外,如果没有好的规制和法律,例如,不能确保有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将不能吸引到支撑其增长所需的投资。当然,过分简单化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就应对特殊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而言,没有比了解经济学原理更为有效的工具。

本书的写作有着独特的优势:自从完成第一版以来,我一直积极从事经济政策制定的工作,试图将第一版中阐述的某些基本思想付诸实践,并将这些思想解释给总统、首相和议员们(我的新“学生”)。1993—1997年,我成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员,后来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和总统内阁成员。在这些职位上,我为国家经济委员会服务,而在出现了与经济有关的问题时,也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服务。1997—2000年,我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直接参与了围绕全球经济危机的政策的争论。当这个十年行将结束时,我主持了对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进行批评性的评价。对大多数这些国家来说,这一转轨并不成功,所承诺的繁荣并未出现,相反,贫困在增加,收入在下降。这些国家的失败与中国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并引申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结果会出现这样大的差别?在何种范围内,这种差别可归因于特殊的政策?对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而言,从这些经验中可以得到什么教训?

这些讨论往往是十分热烈的,当我置身其中时,我深感遗憾的是许多参与政策决策过程的人没有学习过本书的前两版。我曾指出,许多这些国家在经济危机期间推行的政策加剧了经济衰退,因为这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衰退加深其他国家的衰退。在经济危机风暴过去之后,这种看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出于同样原因,日渐统一的看法是,俄罗斯和其他转轨国家推行的政策——休克疗法政策导致异常迅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是导致这些国家转轨失败的主要原因。诸如大萧条和1997—1998年的危机这样一些时期,虽然为置身其中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却为检验经济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医生通常可以通过研究病理学,即当身体出毛病时发生了什么情况,而获得许多关于人体的认识。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在第一版中我所强调的一些主题已被证明对于理解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转轨失败都是十分关键的。例如,我在书中强调了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和各国之间的联系。金融市场的脆弱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而国家之间的联系则导致“传染”,像病毒一样,一个经济体的疾病会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

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的经济问题与其他国家或其他时期的经济问题是不同的。一个时期的问题是失业,一个时期的问题可能是通货膨胀,另一个时期的问题则可能是如何改善经济增长。同样,中国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合资企业。每个阶段均建立在过去成功的基础上,每个阶段都有计划地处理前一阶段未能处理好的问题。政治家和新闻记者都喜欢借助于简单的解决办法,使用流行的口号。然而,现实世界要复杂得多。不过,在所有这些复杂性的背后是一些相对简单的一般原理,尽管一个经济面对的主要挑战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其背后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本书为读者提供了这些原理,从而使读者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现阶段的问题,还可以了解中国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其他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当我着手撰写本书时,我感到现有的教科书中没有一本能够提供对现代经济学的充分理解。自从半个多世纪前保罗·萨缪尔森撰写的最后一部主要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教科书以来,经济学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信息经济学”(我因此而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理解个人和厂商的行为以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均具有革命性的影响。考虑到不完全信息和对理性的系统偏离,经济学家对标准分析的局限性有了更好的把握。与这些变化相平行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在某些国家(比如美国),制造业在迅速萎缩,就像一个世纪以前农业的萎缩一样。对与互联网相联系的“新经济”的许多讨论可能有些言过其辞,但也确实出现了许多实实在在的重要变化,我们在这一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对中国而言,这些变化提供了新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互联网意味着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人都可以接触到巨大的知识存量。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分开的不仅是资源上的差距,而且是知识上的差距;而对那些掌握了互联网的人来说,这意味着知识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属于最善于利用新技术的国家之一。新技术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微软公司这一新的全球性垄断厂商,突出表明了确保竞争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明显的全球性问题需要采取全球性的行动。为确保更多地接触到这些重要技术,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采取了促进开发源代码技术(Linux系统)的措施。

我在过去十年里有关经济政策制定的经历,使我深刻认识到一部反映这些思想变化和我们周围世界变化的教科书的重要性。

显然,许多人也有同感,本书第一版和第二版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巨大成功就是明证。该教科书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从发行量比较大的西班牙文版、德文版、意大利文版、日文版和中文版,到诸如拉脱维亚文这类发行量比较小的版本。现在的第三版是与卡尔·瓦尔什共同完成的,但仍保持前两版的指导原则。结合从世界各地本书的使用者的大量评论,我从头至尾进行了认真改写,将近几年经济学的发展融入到书中,反映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并包含了我最近作为经济顾问所获得的新的见解。

我想对可以部分解释本书在亚洲获得成功的原因作一点说明。无疑,有其他许多为美国学生写的教科书,但是,在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中没有一位对亚洲经济比较熟悉。我第一次到亚洲是1967年,第一次到中国是1981年,而且我是对中国经济和其他亚洲经济的比较熟悉的外国经济学家。这些经济体的成功——东亚奇迹——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从这些经济体的成功中所获得的教益是我的经济学原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像第二版一样,本书第三版不仅考察厂商和家庭关于如何支出、提供多少劳动、生产多少、储蓄多少等决策,而且考察了宏观经济学,包括增长、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它们都是公共政策讨论的中心内容。对宏观经济学的讨论是建立在前面章节的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这种联系不仅是最近五十年经济学所发生的主要变化之一,而且其重要性在东亚危机中被戏剧性地显现出来:金融机构的脆弱和企业的严重负债(特别是对国外银行的负债)是导致1997—1998年东亚经济衰退和萧条的主要因素。

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而写作一部教科书也涉及许多选择。在写作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时,作出选择尤其具有挑战性: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讨论,但篇幅却有限!我深信,本书的选择——既包括主题的选择,也包括每个主题中所强调的问题——涉及了诸如技术进步和激励、私有财产与利润、竞争与贸易、通货膨胀与失业等十分广泛的问题,反映了在使学生了解经济学丰富而广泛的内容与对当代关键性的经济问题的深入把握之间保持平衡的愿望。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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