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行为与制度》前言

前言：

我对于各种组织形式、制度安排及它们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有着很大兴趣，这引发了我写这本书。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在其传统形式中，对待组织和制度如同物理学中的重力定律一样：这些因素被认定是存在的，但在模型里却既不是自变量也不是因变量。模型中的这种经济可以是非常合理的，但这种方法使我们隔绝于各种重要的关系，并且在分析中使数学工具的使用简单化了。然而，与重力定律不同，组织和制度不是不变的，它们随时间和地点而改变，随政治安排和产权结构而改变，随所用技术的状况而改变，随交换中的资源、物品、服务的物理质量不同而改变。事实上，生产不仅仅涉及到把投人品转化为产出品的物质性转换，而且也涉及到资源、物品、劳动力等所有者之间产权的转移。在权利转移中，不管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市场上，行为者总是在各种组织制度的约束下使他们的目标函数最大化。

一旦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涉及了不同的组织和制度，不管它们是作

为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变量，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就显得不适用了。我们的传统工具不太适于研究企业的性质、产业组织中的差异、经济史中的制度变革、在正式市场和非市场领域内的交换组织，或者各类比较经济体制。我们看到，近年来各个主要大学的经济系开始逐渐重视一些研究组织和制度的领域——如经济史、比较经济研究、增长和发展经济学，以及各式各样的经济政策领域。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这种重视的苗头也反映在各种主要经济学期刊上。我们可以认为，经济系统本身的结构及系统的各部分已不再是一个探询的中心问题。

在1984年，我着手考察我对制度分析的需求是否已产生了它自己的供给，那些不考察制度的经济学论文是否已造就了它们的对立面了。我的工作原则是把研究限于不改变经济学方法的那些文献，尤其是理性选择模型，并且去寻找一个新古典和制度经济学的新综合。新制度经济学便是我用于这一综合的术语。

科学的学科，其修正往往不是发端于其中心，并且我在各种边缘经济学分支中已经找到了我要寻找的目标。一些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思想在经济史的子领域中得到发展和讨论，在企业理论和产业组织中；在法和经济学的新领域中；也被应用理性选择模型的政治学家们所发展。这些文献无一例外地把交易成本引人分析之中。对交易成本概念的现代应用起源于罗纳德·科斯的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①回过头来看这些经典文献，科斯（1988）总结了他所做的贡献：

在某种情况下交易成本被用来显示，如果它们不被用于分析之中，企业则毫无意义；而另一方面我来表明，正如我所想的那样，如果交易成本没有包含在分析之中，对于所考虑的各种问题，法律是没有意义的。

经济学方法表明，在不存在交易成本情况下，社会各成员总会被其自身利益引导来计约以建立政治结构和产权体系，从而使财富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经济体系的学生鲜有兴趣去研究政治过程。然而，如果我们在分析政治交换中引人交易成本，这个概括就不一定对了。现在，理性选择模型也与未能实现国民财富最大化、甚至导致经济衰退的产权结构有关联，因为我们可以认为是交易成本导致了组织失效。

正如我所见到的，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好几个层次的分析，这主要取决于哪些变量被看作是内生的。在第一层次，产权结构和组织形式被明确模型化，但被看作是外生性的，而且主要强调他们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在第二层次，组织交换的活动被内生化，但是产权的基本结构仍是外生的。企业内部的交换，通过正式市场的交换，以及非市场情况下的交换等等，都是通过能约束经济各方的契约组织进行的。比如，企业被定义为契约的网络。在第三层次，人们试图通过引进交易成本概念而把社会、政治规则以及政治制度结构内生化。

我的书就是以这三个分析层次来组织的。本书想做的是把不同领域学者的不同类工作放在一起，来揭示研究经济体系的一个新图景、新方法。同时，这一新方法基本上仍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化或扩展。我；们所讨论的大部分研究都是新的。直到19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才作为一个统一的研究项目逐渐形成。我已看到新的方法蕴含着巨大的潜力，我希望本书能让读者意识到，这种巨大潜力总有一天会被整个经济学界所认识。

新制度分析的一些主要人物通常只专注于我所说的三个分析层次的某一层次，只有道格拉斯·诺斯除外。诺斯认为，增加了交易成本和产权概念的经济学方法，是各个层次社会研究的通用工具。这个观点启发了本书的写作。事实上，我思考的转折点便是我有一次偶然发现了他的一篇文章。诺斯迅速而慷慨地回答了我的去信并邀请我参加为期一个学期的政治经济学小组讨论，这个小组设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这次访问变成了三学期，最终持续了四学期。诺斯不断的支持使我有可能完成本书。我对华盛顿大学感激不尽。我曾在经济系作访问教授，在研究中心作政治经济学访问学者，还在美国商业研究中心作助理研究员。在华盛顿大学众多的朋友中，我特别要感谢威海姆·尼芬德，缨雷·魏登鲍姆，以及我的朋友和捐助人李及亚力山大·本哈姆，他们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议，给我巨大鼓励，并帮助我与众多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接触，包括与科斯在芝加哥难忘的会见。

本书所引用到的许多学者都向我提供了未发表的文章和手稿，并阅读了与之有关的章节。我尤其想提及阿尔奇安、巴泽尔、贝茨、德阿莱西、登造、费诺阿尔泰亚、费尔德、菲吕博腾以及赫什雷夫，他们都在美国；还有加拿大的斯科特，瑞士的弗雷。我感谢诺威金经济和商业管理学院为我提供了一个办公室。汉纳森阅读了我的好几章手稿。我也感谢在乌普萨的居斯塔夫松，他评论了我的手稿；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缨曼阅读了我的手稿，并用于他的一门课程。在冰岛大学我得到盖法松和马特希阿松的建议，他们在我扩充手稿时阅读了它们。奥拉发森帮我整理了索引。冰岛大学的经济学同事们给我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但我的错误与他们无关。

我感谢冰岛大学的经济支持，包括来自大学研究基金的资助。感

谢三位不知名的出版界朋友，还有在美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优秀工作人员，尤其是科林·戴，他从一开始就支持我的出版计划。

于雷克雅未克

1989年6月

《经济行为与制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作者：埃格特森 （冰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