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青：预测错误后遗症

从总量上看，现在整个经济的温度并不高，充其量只能说略为偏热（这是指绝对水平，并不是当前的变化情况），但是结构问题相当突出。除国内的电力和铁路运输紧张之外，一些进口大商品的价格仍在高位盘旋，国际海运费率依然过高。产生这些现象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前些年的预期错误。

1998年初，中央政府提出了8％的经济增长目标。这在当时是留有相当大余地的，所以用了“保八”这样的词语。按那时绝大多数人的理解，控制经济过热比较难，而要让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高一点是很容易的。这个理解和现在流行的看法比较接近，理由是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具有投资冲动，中央政府手一松就会出现投资热。在199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内的绝大部分研究者相信政府的目标肯定能够实现。虽然后来报告的经济增长率距离政府目标只差一点点，但是考虑到目标留有的余地以及目标本身可能导致的统计数据问题（四季度的环比增长率异常偏高），当时的主流预测仍然是有相当大偏差的。

到了1999年，原来比较乐观的人有一部分调低了预测，但还有不少人相信在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等刺激措施之后，经济增长率能够恢复到8％以上。在1999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出来以后，绝大部分研究者都变成了悲观主义者，只有极少数人继续保持高调预测。在别人看来，这时的高调预测很可能是出于一定目的的宣传，并不是严肃的估计。

2000年出现了经济增长率恢复的情况，那时出现了“拐点”的说法。到2000年下半年，“乐观派”和“悲观派”基本上平分秋色。不过很快出现了另一个“拐点”，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一路下滑。到2001年底2002年初，满世界再也没有一个“乐观主义者”了。原来一直保持高预测的人受到了许多批评，最厉害的批评是说他们的预测是配合政府或者股票市场的宣传。于是“真的”“假的”乐观主义者都没有了。那时出现了“七上八下”的说法，意思是经济增长率过不了8％。

研究者用文字和话语表达自己的预测，投资者用投资行动表达自己的预测。199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掉到了5.1％，这还是积极财政政策拉起来的。在1996年到2000年的五年，工业尤其制造业的投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低谷。制造业基本建设投资在2000年比1995年下降了23.7％，更新改造投资也只是略有增长。两项合起来还是下降了。按这两项和一个合适的折旧率计算，2000年前后，制造业的年度投资还不够折旧，即资本存量绝对下降。虽然有统计口径问题，制造业投资和资本存量的低谷仍然是可以肯定的。

债券价格反映了另一种预测。大致上从1996年到2003年中，债券价格一路爬升，收益率持续下降，表示债券投资者预期的短期和长期通货膨胀率不断下降。按2003年中的债券价格反推，投资者大概认为中国将长期处于通货紧缩边缘。虽然债券价格也有炒作因素，但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仍然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商品期货市场缺少长期品种，不能反映投资者对长期的商品价格的预测。如果有10年期货的话，其价格肯定会跌到现在看来可笑的程度。

国外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也几乎是一路走跌。有一段时间，中国的主流媒体不断宣传一个说法，说国外有一种“唱衰中国论”，一个表现是认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要比报告的增长率低很多。“唱衰中国”这个说法有一定偏见，但那时国外对中国经济不看好则是实情。

预测错误的发生并不奇怪，古今中外都经常有，但是这一次的预测错误仍然有其独特的地方。首先是经济增长率下降和不景气持续的时间长，预测错误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这使电力和铁路投资偏小的局面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其次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相影响尤其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比以往要大得多，这使很多商品的国际价格在更大程度上与中国经济相联系。

最重要的是，由长时期的预测错误所导致的当前供求状况并不是长期的供求均衡状况。国内电力和铁路运输紧张是前几年需求预测偏低的结果，国际上金属材料价格和海运费率偏高也一样。如果大家在前些年都正确预测到了今天的中国需求，相关的投资就会多得多，今天的价格就不会是这样的。对于那些规模报酬不变或者下降的产业来说，均衡价格与预期到的需求数量没有关系甚至是相反的关系，无论需求来自中国还是中国之外。对大部分商品来说，不是需求的增加引起了价格上升，而是出乎意料的需求引起了价格的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关国际价格的调整是必然的，就像国内的电力供给会增加到基本适应需求一样。■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