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不拘形式写随笔 经济学可以更加平民化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1990年受聘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从社科院退休，与其他4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理事长，现为该所常务理事。

在中国，一提起经济学随笔，人们自然就会想到茅于轼。10年前，茅先生的一部《生活中的经济学》，通过对美国市场的考察，阐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该书一版再版，几乎成了经济学随笔的代名词。随后他又推出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等著作，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一直笔耕不止，最近又出版了《我所认识的经济学》、《经济白话》、《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等著作，这些著作大多以经济随笔、演讲录的形式，对农业、入世、自由、道德等一些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他的许多观点非常引人注目，他的文风恰如一句古诗：“润物细无声”。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已故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侄儿。日前，记者就新近出版的《我所认识的经济学》、《经济白话》等书采访了茅于轼先生。

随笔的形式不拘泥，可以在某一方面探讨得深一点

记者：在国内经济学家中，您是较早以随笔的形式来阐述深奥的经济学道理的。如果说，《生活中的经济学》是通过“对美国市场的考察”来说明市场经济是如何运作的，是“借别人的火烤自己的肉”，那么，《我所认识的经济学》、《经济白话》更多地联系了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带有“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的印记。请您谈谈用随笔的形式讲述经济学有什么好处？这种形式与现在报纸上铺天盖地的经济时评有什么区别？

茅于轼：随笔的好处是比较随便、贴近日常生活，不需要非常严谨，文章不必写得四平八稳，而时评要尽可能减少漏洞，能照顾到各方面。随笔的形式不拘泥，可以在某一方面探讨得深一点，尽管它有时候会有片面性，但对大家了解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方法来思考问题会有很大帮助，我写经济随笔，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普及经济学知识。

记者：我常听到这样的观点：经济学讲的是大道理，对实际生活并没有多大用处，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茅于轼：经济学知识能否帮助经济发展，历来有两种对立的意见。然而，即使是持否定看法的经济学家也多半对政策分析有兴趣。只有那些经院派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知识远离我们的经济生活，政策出了天大的错，他们也心安理得，大多数经济学家是关心现实的经济生活的。对于普通百姓，虽然他们并不参与政策制订，但他们是政策的作用对象，懂得政策和不懂得政策对政策的执行，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更何况关于产品质量、市场规则、竞争的参与等，都直接关系到普通百姓每时每刻的活动。普及经济学知识将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提高。

自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我们应该彻底扭转对自由的误解

记者：我在读您的这几本书中发现，您用了很大的篇幅谈论了有关经济自由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爱这个人，你首先不要干涉他的自由”，“自由，才能提高经济效率”，“无端地干涉个人自由，代价惨重”，等等，这些看法能不能说是您对经济学的核心理解？

茅于轼：是的。应该说，真正懂得经济学的人，基本上都是崇尚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计划经济是最没有自由的，主张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我敢肯定他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自由，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由经济，反过来说，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就破坏了市场经济。在我们国家，一些人对自由有一些误解，他们把自由等同于为所欲为。应该说，自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我们应该彻底扭转对自由的误解。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是每个人扩大自己自由而不侵害其他人的自由。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写了一本《发展就是自由》，认为发展就是自由，使全世界对自由有了更深的认识。其实，好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哈耶克等。我们国家进行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就是不断地朝经济自由的方向发展。

道德问题历来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道德的实行应该有利于大众

记者：我发现，您对道德问题也非常感兴趣。在《我所认识的经济学》中，您多处谈到了道德问题，并且您还专门写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而道德问题通常是由哲学家、伦理学家来研究的，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您为什么要关注道德问题？

茅于轼：其实，道德问题历来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寻求社会致富之道。几代人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要想富，首先要每个人都去追求财富，同时要有一个公平的市场规则，而这个规则，除了靠法制，还要靠道德来约束。正因为如此，从最早的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到近年来的哈耶克、布坎南，都有许多讨论道德的著作。我论述道德问题的基本点也是从经济学出发的。从表面上看，道德似乎与利益相对立，但是道德的实行应该有利于大众。这就是道德的功利主义解释。我讨论道德问题，就是想讨论在市场经济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特别是要说明为什么个人追求自利是对的，以及它的界限何在。

我的特点是把经济学更加平民化

记者：有人曾经把京城经济学人分为10类，即决策经济学人、会议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您同意这种划分吗？您自己又属于哪一类？

茅于轼：我看过那篇文章。我是独立的、自由的经济学家，我的特点是把经济学更加平民化，纠正社会上一些人对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在研究学问上，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仅要掌握教科书中的定理，还要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生活例证。

记者：经济学家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只知道与金钱打交道的俗人”。您曾经在山西做过一个小额贷款的扶贫活动，有人说，这体现了您那老派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也有人说，仅一个人为道德奔走，并没有太大用处。您又是怎么考虑的？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责任吗？

茅于轼：当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有帮助别人的想法，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就用我的特长来帮助贫穷的人们。

我在山西做了一件扶贫的事，虽然事情很小，但做了好多年。我收集了一些钱，拿到农村去做小额贷款，从几百块钱发展到了十几万块钱，那么一个小村庄，有了这个钱，就解决了很多困难，所以是很受欢迎的。后来，我又开辟了几个点。这只是一种扶贫的试探。（肖云祥）

《我所认识的经济学》 茅于轼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