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

[[image1]]

杨小凯所著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是起始于他与黄有光合作编撰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的开创性工作的一部最新专著。建立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yang(1988)），信息是相同的：主要关心资源配置的新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领会亚当·斯密关于专业化在决定经济被组织方式中的角色这一预言。主要关心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带动现代数理经济学更接近它的斯密遗产。

简言之，这个相对全新的经济学框架使用消费者——生产者的超边际分析解释专业化程度和经济的组织方式。专业化经济学的现代兴趣始于罗森（Rosen ，1978, 1983）、贝克尔（Becker ，1981）和其他追随者，沿着斯蒂格勒的观察：正被当代经济分析所遗忘的劳动分工是斯密的工作的关键特征。超边际经济学，Buchanan 和Stubblebine (1962)在他们讨论外部性时杜撰的一个术语，意味着使用传统的边际分析来决定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结构里人们生产和消费多少（即自给自足、局部劳动分工和完全劳动分工），接下来使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来决定在给定一定的预知参数条件下，哪一种经济结构被最终选择。关键的参数典型地包括：交易效率、专业化经济，也包括诸如交易失灵的风险等其他参数。通过联系消费和生产的整个决策，有可能使个人的消费和康乐与他们选择的专业化程度相互关联，从而解释经济的微观结构。

不同于Yang and Ng (1993)，Yang (2001) 主要以初露头角的研究生为目标，附有大量的例子、练习和评论性问题。进一步，杨已经回应了Smythe (1994)在他早期的书评中做出的如下批评：

纯理论经济学家可能由于它对于特定的函数形式的依赖而感到失望。新制度经济学家可能由于它对于交易成本的狭窄定义和它对于制度的粗糙处理而感到失望。经济史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可能由于它的缺少历史特性，特别适当它在经济演进的处理中明显的缺少历史特性而感到失望。

纯理论经济学家对于第13章总结的最新进展——使用更一般的偏好和生产技术来建立新兴古典结果——将更加高兴。第10章、16章和17章提出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如同以往一样，新制度经济学文献的索引，表明从进一步的交换中应当有增益。最后，来自经济史中的简要示例被纵贯全书的组织来确证不同的模型预测。尽管这可能不令历史学家或者发展经济学家满意，在这里，再次有来自贸易的增益。

出于几个原因，这本教材是出色的。首先，新兴古典应用的范围已经被扩展，现在包括以下领域：专业化的微观经济学、企业的出现、国际贸易从国内贸易的出现、经济发展、城市的出现、劳动—闲暇选择、人口规模和专业化、工业化、分层和分权管理体制的经济学、转轨经济、经济增长、储蓄和投资、货币的出现，以及商业周期。其次，每一章节能够单独阅读，或者按顺序阅读，使得有可能从教材中安排出专门的课程。第三，数量巨大的古典和现代模型被评论和综合来提高对纵贯全书的模型的学习欲望。将近700个引证的参考书目对于研究生来说最有价值。

这本书被很好的组织，以标准的引言性的研究生水平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处理方法作为介绍而开篇。标准的消费者理论被总结在第1章，生产理论和新古典厂商在第2章，最优决策制定在第3章，厂商和消费者的一般均衡在第4章。

在第2章一个简短的开篇绕进新兴古典生产理论之后，第5章介绍最简单的两种商品的新兴古典模型。出色的结论，正如下面详述的，通过把消费和生产决策联系在一起而达到。选择变量不再是最终消费品。作为替代，遵循时间禀赋、预算约束和生产函数，人们以消费效用最大化这样一种方式来选择他们工作时间的比例分配给每种商品的生产。假定交易成本条件是正确的，事前相同的个人将专业化于一种商品的生产，否则是自给自足，每种商品自己生产。在自给自足中，他们自己生产两种产品的每一种，而在劳动分工的情况下，他们专业于生产两种产品的一种。

第6章把注意力从（个人的）资源配置问题转向（总体的）经济组织。简言之，它聚焦在决定这个最简单的经济被怎样组织的参数上。

被参数和函数形式定义的个人决策，能够被如下方式描绘：

爱好、交易和生产条件、禀赋、价格、不同专家人数→数量需求、供应、资源配置、效用和专业化的结构（见162页）。

一般均衡以如下方式描绘：

爱好、禀赋、生产和交易条件、人口规模→ 数量需求、供应、相对价格、专家人数以及劳动分工的结构（见162页）。

在第7章引进了中间商。在自给自足中，没有对于中间商服务的需求。对于那种情形，交易成本太高，从而包括中间商在内不是一个合理的劳动分工。只有当交易成本参数下降到一定水平，中间商的出现才是可行的。如下假定在这一章被提出并解释。

1．随着专业化发展，自给自足减少；

2．随着贸易的商品种数和专业部门增加，经济的多样性增加；

3．随着一个生产者生产的一种贸易品占总产出的份额上升，生产的集中程度增加；

4．随着每个人的贸易伙伴人数增加，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发展；

5．随着劳动分工演进，交易效率增加，并且交易服务（或者迂回生产）的价值占消费品价值的比率提高。

当中间商被包括进来时，一系列可行的均衡不再包括没有中间商的那些均衡。

第8章分析企业作为一种制度。新兴古典理论超越了企业仅仅是一个生产函数的新古典想法。通过假定每个人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企业变成每个雇员的生产函数的总和。企业由于科斯（Coase ，1937）所说的同样原因而存在。科斯说企业存在的原因是当时他观察到一些交易在企业内部被内在化了，因为在市场里面那样做太昂贵了。如果只有消费品，企业将不存在，但是如果在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有劳动分工，企业将存在。这样，两难冲突存在于交易成本和专业化的递增报酬之间。在这个框架里，企业存在当：（1）雇主和雇员的剩余控制权或者权威是非对称的；（2）只有雇员的利益被规定，以至于雇主收到在义务偿付以后剩余的任何收入；（3）雇员的劳动被转换成后来在市场上出售的某物。

第9章把策略行为引进交往中。在非机会主义行为下，游戏的参与者独立于其他参与者从事他们的策略，所以交易成本保持外生的。当机会主义行为被引进后，额外的内生交易成本产生了，因为在游戏中，那些人的参与正在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谋取他们自身的利益。就这样，内生交易成本从游戏参与者之间的冲突中出现。

由于游戏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冲突，逆向选择导致了两类内生交易成本。在前面的第四章，指出了逆向选择存在的一个隐含的假定是：假定游戏者不能把其他游戏者被观察到的行动考虑进去。因此，通过假定人们在形成他们的策略之前在怎样收集和加工信息方面更加复杂，有理由相信推定交易成本主要从游戏者之间的冲突中产生。

接下来分析转到与自给自足和劳动分工下的纳什均衡相对比的一个简单的双游戏者、两种商品的动态博弈。在这里，新兴古典概括是展示内生交易成本另外产生一个无效的劳动分工水平和资源配置。

第十章是关于道德风险或者隐藏行动（诸如偷懒）之外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当一些代理人被一个委托人雇佣来执行某些行动的时候，这种内生交易成本出现。这种新兴古典方法，不同于它的新古典先驱，提出了一个道德风险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个一般均衡模型只是伴随着劳动分工而出现。使用一个新兴古典模型，预测结果是：在新古典框架下，道德风险被高估了，因为在真实世界中，有效的合同涉及多维之间的折衷，而不仅仅是风险分担和激励提供之间的折衷。

第11章到13章主要关注国际贸易。教材中最惊人的发现的一些内容就出现在这些章节之中。例如，标准的贸易理论没有阐明内部市场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新兴古典方法刚好做到了这一点。

来自新兴古典方法的一个洞见是：国际贸易从国内贸易中出现，即使人们是事前相同的。即，即使没有任何固有的比较优势，如果交易效率参数足够高，人们仍然贸易。

在第12章，一旦外生（李嘉图）和内生比较优势被同时引进，这些理论预测的结果甚至更强的得出。这导致杨下结论说新古典理论淡化了比较优势的影响。进一步，在国际贸易的H-O模型中，在劳动力（资本）方面有外生比较优势的国家将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并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使用多种商品和多个人的模型，在没有假定的外生比较优势的意义上，新兴古典模型是更一般化的，贸易的商品是那些专业化报酬，或者交易效率更高的商品，或者更被偏好的商品。因此，通过产生一个相对于更传统的理论更加丰富的理论预测集合，新兴古典方法最好的增强了我们对贸易模式的理解。

政策含义极大的不同。例如，一个思想学派建议经济应当简单的被自由化，每件事将变得有条不紊。新兴古典范式展示了从一个国家内部自给自足到最终导致国际贸易的内部劳动分工的充要条件是交易效率（成本）足够高（低）。正如《国富论》中讲的那样，其含义是没有内部市场结构，自由贸易的好处将不会实现。因此，边界变换不是唯一的良药或者竞争的结果，因为国内市场一体化是先决条件。最一般的贸易模型在第13章出现。它预测随着劳动分工增加，伴随着从某些人是自给自足的一个均衡向所有人都贸易的一个均衡转移，跨过边界的效用水平提高。

在第11章，一个附加的新鲜事是指出了当交易效率提高，或者一个人管理他们对生产多样性需求的能力改进时，对生产多样性的需求是更可行的。如果互联网的使用减少了获取关于产品信息的成本，后者可能发生。

对于城市出现的新兴古典解释出现在第14章。在这里，城市的集聚效应与劳动分工、贸易和增长相关。对于城市的出现，必须发生的一切是：作为交易效率的一个函数的专业化程度，高到足以允许非土地密集型制造品的生产。这归因于所谓的I类集聚经济，这有别于II类集聚经济，其因为专业化的网络效应而发生，反过来要求一个中心位置来减少与贸易相联系的社会总旅行成本。后一类型集聚的回报被考虑来解释城市土地成本的急剧上升。因此，在劳动分工、交换的地理模式，即集中化还是分散化的贸易发生，和交换效率之间有一个相互依赖的联系。这些预测被另一个预测所补充：随着成对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减少，专业化经济以一个递增的速率上升。

在第15章，通过放松人们把他们全部的非睡眠时间用于生产活动的假定，劳动—闲暇选择被引进来。这使得处理诸如工作伦理的经济影响这样的问题变得可能。在这里，工作伦理能够与生产率正相关或者负相关。这个结果依赖人们怎样选择处理日益增加的对闲暇的需求。一个解是放弃消费多样性，另一个解是增加消费多样性，这只有当人们通过选择更大的劳动分工而变得更多产，从而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对闲暇和多样性的需求的时候才能做到。还有，在这一章所讲述的故事是Boserup (1975)提出的芝加哥学派人口压力故事的一个新兴古典翻版：在这个故事中，人口增长的突然加速对于资源和基础造成了压力，这反过来导致了通过专业化进行的创新。

在第16章，系统可靠性理论被用来模型化产权和协调失灵之间的关系。这个理论指出市场有两个目的：1）促进贸易，2）对人们保持防止总体协调失灵的压力。协调失灵，区别于市场失灵，仅仅伴随着劳动分工而发生。解释协调失灵最重要的因素是产权界定和合同执行。随着专业化增加，每种商品有更少的卖者，这在总体上减少交易的可靠性。在由于书写完备合同的局限性而产生的外生交易成本和由于面对隐藏信息的合同执行问题而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之间有一个折衷。事实上，在新兴古典框架下，完全竞争是无效的，因为在专业化报酬和竞争的利益之间有两难冲突。

第17章通过引进为整个经济的高交易成本准备的保险来建立产权框架。在最初的模型中，没有道德风险，交易效率的水平是外生决定的。在风险规避型的人们居住的一个世界里，完全保险促进劳动分工，因而提高生产率。下一个模型探究道德风险的影响，这与有了保险的人们选择的努力水平相联系。如果有完全的专业化，完全保险产生道德风险。不完全保险减少，但不消除与低努力的成本相联系的成本。

这个模型允许杨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间做一个令人惊讶的比较。前者具有为医疗和失业风险做准备的完全保险，提供退休金，并覆盖国有企业破产的风险。这些制度在很多方式上模仿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里建立的制度。然而，由于道德风险，在一个中央计划体系里的保险提供，尽管提供了一个相当数量的协调可靠性，但是比一个分权化的市场里所提供的保险带来了高得多的内生交易成本。这样，经互会的瓦解对于苏联人民有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它同时带来协调的终结和完全保险覆盖的终结。

在第18章，迂回生产和通过研究与开发的在机器上创新被引进来。杨对照机器的古典观点与新古典观点，古典观点认为它与劳动分工的程度相关，新古典观点把它归结为研发投资，与市场的范围和专业化程度无关。藏在这个模型背后的原理是：当劳动分工被扩展时，生产程序变得更加可行。互补经济只不过是“包括使用一种经济上可行的、更多种类生产资料的一个特定的生产程序”的另一种说法。在自给自足中，互补经济不可行，因为自我生产性投入的更大种类是以更低消费的代价来获得的，因为在这个贸易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低。仅仅随着劳动分工的增加（由于交易效率的改进），以及作为结果的TFP增加，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种类更多产的投入。那是因为每种投入的使用产生交易成本。如果雇佣劳动力来生产迂回性投入比在市场上购买那些投入更有效率的话，企业出现。通过投入多样化经济和专业化经济带来的交易成本的折衷，在这个模型里，市场决定生产资料的有效种类数。

建立在这个新兴的生产资料框架下，第19章详细的说明了劳动分工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这样，沿着粮食和农场设备之间的平行劳动分工，随着工业化，垂直的劳动分工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更精细的生产机制（即一个更大种类数的专业的产品投入）被用来生产农场设备。根据杨，称其为斯密模型的原因是斯密猜想农业—工业生产率差距能够用专业化生产的部门特定利益对照季节性调整的部门特定成本来解释。不同于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协调可靠性成本超过了专业化的利益。政策含义是一个分权化的市场是最终决定哪种产业结构出现的市场，对于一个政策制定者来说，不可能知道有效的结构是什么。

第20章总结新兴古典分层理论，分层有集权和分权形式。一个集权化的层级制度是在这个层级制度里，在顶层的一个决策者能够选择层级内部的层数的一个层级制度，而一个分权化的层级制度，杨的许多发明之一，是在层级制度里面没有个人或者集团能够选择层数的一个层级制度。分权化的层级制度使得描述四种可能的经济结构变得可能。这四种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自我提供交易服务的局部劳动分工、“对商品和交易服务的局部劳动分工，其中每个中间商有两个商品生产者作为贸易伙伴，但是每个商品生产者只有一个贸易伙伴”，最后是对于全部商品和交易的一个完全劳动分工（见499页）。在单向分层与网络分层之间的一个区别也被提出来，前者诸如一个图书馆分类系统，其中命令走单向，后者诸如一个城市，或者公司内部的一个管理机构，在其中各层之间有一个沟通。

第21章在总结了新古典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之后，在第22章，一个新兴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被推导出来，在那里，推动力是劳动分工。不同于这一类的许多模型，这个模型没有使用规模经济，但代之以依赖专业化经济。它本质上是第5、6和11章中的模型的一个动态版，从那里如下的推论能被推出：随着劳动分工加深，交易服务部门的收入份额上升，交易效率决定增长率和劳动分工演进的速率。有趣的是，人口和增长几乎是独立的，几乎，因为不能有比人口数量更多的专业，因而人口约束劳动分工的程度（因而增长）。这个模型也能够用来做出关于国家之间收敛的一对有关推论。这个微观经济增长模型阐明了罗斯托（Walt Rostow）的发展阶段论证：经济增长率首先下降，接下来上升，然后下降。在这里，发散和收敛都能够发生，依赖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

这一章中的增长模型不能展示生产资料种数的演进对企业有有益的影响。因此，重新开始18章停下的工作，第23章提出一个两阶段增长模型来探究投入多样性经济、由于专业化的干中学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折衷。这个模型显示教育和研究能被包括进投入之列。在最有趣的经济结构中（在阶段1自给自足，在阶段2劳动分工），在后面的日子里，从生存到专业化转化要付出代价，因为在那里转换成本高，人们偏好于当前的消费而不是将来的消费，还因为来自专业化的干中学。在这里又一次，如果直接从市场上购买投入品的交易成本超过雇用劳动力内部生产投入品的成本，企业出现。

直到这一刻，这本书假定人们自动的看到有效的劳动分工。第24章中的模型描述了一个社会怎样通过试验，探求获得关于哪一种经济结构（例如，自给自足和劳动分工）将产生最高人均真实收入的信息。这样做，杨创建了一个有限理性序贯均衡模型。这是聪明的，因为它清楚的证明了递推悖论的错误（对于文献总结，见Conlisk (1996)），递推悖论认为没有有限理性模型能够被解出来。为了使它可处理，每个人被假定直接与瓦尔拉斯政体交互作用而不与其他人交互作用。模型预测在搜索过程期间出现的错误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于从不太有效的经济结构中区别出更有效的经济结构是必需的。在这个背景下，错误的不可避免性表明帕雷托效率本质上是毫无意义的。它也表明人们不应当过分强调一个企业的成功，其大半能被归因于运气，也不应该低估破产在向社会提供关于在一个专业化的经济里做什么工作和不做什么工作的信息的重要性。

在第25章的新兴古典模型中，储蓄也从劳动分工中出现。在这个简单的框架下只有两种商品，一种是庄稼，一种是拖拉机。正如新兴古典理论把消费和生产决策联系在一起一样，在第一阶段，当放弃食物消费接下来被转作对拖拉机生产者的投资时，储蓄和投资也被联系进一个过程。总体上，在阶段1 农民把粮食借给拖拉机生产者，并在阶段2收到拖拉机作为回报，拖拉机带来更高的庄稼收成。像前些章一样，在均衡中，人们选择他们的行动直至效用/真实收入流在两种职业之间相等。

第26章处理货币的出现。超边际方法突出劳动分工和货币的出现之间的关系。然而还必须说银行业的出现和演进的事情，因为那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转贷给别人，在这里有一个进行更多研究的重要机会。然而，关于货币制度方面，它有潜力产生比凯恩斯主义，或者新古典更丰富的思想。因为前者通常以市场已经失灵的假定开始，而后者仅仅考虑资源配置的问题。在这方面，该模型是对于门格尔（Menger，1890）的货币理论的补充，并且被从微观经济基础推导出来。

最后一章详述商业周期的新兴古典方法。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在那里，商业周期是完全劳动分工的一个有效而自然的结果。商业周期发生并不需要像这类现象的许多时髦处理那样，用任何外生的随机过程来解释波动性。失业本质上是来自生产耐用品的停工时间。两阶段模型背后的基本逻辑如下：有农民和拖拉机生产者。在自给自足中，每个人两种商品都生产。在局部专业化下，一些农民只生产粮食，而其余的人在第一阶段拖拉机生产和第二阶段粮食生产之间分配他们的时间，这样他们从来不失业。纯农民做出第一阶段粮食借贷，交换在该阶段结束时对拖拉机的要求权。失业仅仅发生在完全劳动分工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形里，在阶段1农民又借贷粮食给拖拉机生产者，在该阶段末交换农具。在阶段2，农民使用拖拉机而拖拉机生产者保持失业，尽管他们的产出被以一个确保他们满足两阶段消费流的价格出售，以至于在两个行业之间的真实收入相等。这样，商业周期能被内生化，正像纵贯全书的许多其它现象那样。

亚当·斯密是第一位和最重要的道德哲学家。这解释了为什么《国富论》第三版的读者被告诉说要求阅读《道德情操论》以完全理解更著名的续集的信息 (见 Levy 1995)。斯密工作的这些方面没有被体现在这一卷。然而，这本教科书是第一部和最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它不能完全具体表达它的古典前辈的思想，它总结了一个值得所有经济学家进一步思考的最出色的框架。这本教科书将在相对少的时间里带给读者加速提升。

References

Becker, Gary S. (1981) “Altruism in the Family and Selfishness in the Market Place,” Economica 48, 1-15.

Boserup, Ester. (1975)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Agricultural Outpu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9, 257-270.

Buchanan, James M. and Craig Stubblebine. (1962) “Externality,” Economica 29, 371-384.

Coase, Ronald.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 386-405.

Conlisk, John. (1996) “Why Bounded Ration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 669-700.

Levy, David M. (1995) “The partial spectator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a robust utilitarianism,”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 299-326.

Menger, Karl. (1892) “On the Origin of Money,” The Economic Journal 2, 239-255.

Rosen, Sherwin. (1978) “Substitu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ur,” Economica 45, 235-250.

_____, _______. (1983) “Specialization and Human Capital,”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 43-49.

Smythe, D. (1994) “Book Review: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 New Classical Economic Framework,”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2, 691-692.

Stigler, George. (1976)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Professor Smi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 1199-1213.

Yang, Xiaokai. (1988) “A Microeconomic Approach to Model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to Specializatio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Princeton University.

____, ______. (2001) Economics: New Classical v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 Blackwell: Malden, Massachussetts.

____, ______. (2003)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Blackwell: Malden, Massachussetts.

Yang, Xiaokai and Yew-Kew Ng. (1993)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 New Classical Economic Framework. North-Holland: Amsterd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