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前言

经济学家对于以下观点已经形成了广泛的一致，即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入和流出--是确实有益的。它对于债务国是有益的，对于世界经济也是有益的。资本流动的两个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资本流动创造了较好的保险机遇并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配置。资本流动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对本国的（流动性）冲击进行保险，消费者因而得以平滑他们的消费，而企业则可以更好地管理他们的风险。商业周期受到抑制，改善的流动性管理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除保险作用外，资本流动性允许储蓄从低回报国家流向高回报国家，这种资本转移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率，并进一步提供了低收入国家劳动力改善生活的机会。就这两方面而言，从工业化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流自1980年代的1740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代的1.3万亿美元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好消息 。

但上述观点不久即被打破。大量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带来了投机性的外汇交易和银行危机 。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目睹了许多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诸如拉美（1980年代早期），斯堪的纳维亚（1990年代早期），墨西哥（1994年），泰国、印尼和南韩（1997年），俄罗斯（1998年），巴西（1998-1999年）以及阿根廷（2001），同时还有许多小规模的危机。金融危机给上述国家数亿人民造成了实质性的福利损失。

虽然经济学家仍然强烈地支持某些形式的资本流动--这一点会在后面讨论，但在当前，由于在关于危机的解释，尤其是在以下关于资本控制的意义和国际金融体制的治理方面观点的分歧促使他们分化成不同的学派。这种危机是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完全资本账户自由化所带来的令人不快而又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世界各国应当演进到一个共同治理的模式，其中的解决方案是经常性的非危机事件，还是一个地方自治债券模式，其中很少发生不履约事件？一个较好的秩序（即国外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在短期资本流动自由化发生之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谨慎地监督金融中介）能否防止这些危机？是否应当对短期资本流施加暂时的或永久的限制？所有这些措施如何与汇率体制的选择相适应？这些危机是否得到了恰当的处置？以及，我们的国际金融机构是否应当改革？

对于如何理解这些问题的困惑促使我写下此书。近些年来，我时常被一个表达清晰而又连贯一致的建议所困扰，这个建议促使我怀着十分天真的想法去发现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尽管我后来又发现了一个同样具有说服力的但不一致的观点。这很可能反映了我思想上的惰性，但仍然令我困惑不已的是，那些我极其尊敬的经济学家如何能够对某些事实具有广泛的一致，但却对它们的内涵产生激烈的分歧。

我同时认识到我正在错失一幅"广阔的图景"。这一失察的关键与国际金融体制有关。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其他国际性金融机构（IFIs）所试图要达到的各种目的--除了反对贫困以外，诸如避免金融危机，有序解决危机，合理利用纳税人的钱，保护国外投资者，尊重国家主权，限制产出波动，防止危机蔓延，帮助一个国家获得基金，促进长期增长，推动结构改革等等，我一直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图景，尚且不提IMF的传统的关于经常帐户，国际储备和通货膨胀的目标 。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试图回归到首要原则并鉴别一种特殊形式的市场失效，它将引导我们去思考危机的防范和制度的设计。无须赘言，我将集中考虑使用某种特定方法分析国际金融体制，当然不排除其他的以及互补的方法。尽管采用的视角较为特殊，但我相信它对于阐明问题是十分有用的。

本书的结构组织如下。第一章是给不太熟悉这一领域的读者准备的关于近期金融危机以及国际性变迁的一个简明回顾。第二章总结了关于这一主题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并提出了批判意见。第三章为我们的主要论点提供了一个路线图。我假设在本质上国际金融问题与标准的公司金融是类似的--除了两个我称之为"双重代理问题"和"共同代理问题"的关键点之外。于是我在第四章为读者提供了与国际金融相关的公司金融理论主要洞见的简要述评。第五章描述了市场失效；第六章得出了关于危机防范和管理的一些启示。第七章研究了从国际金融体制设计的分析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最后，第八章总结并讨论了留待将来研究的一些课题。

（梁晶工作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