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理性是经济学家的风范

“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金融会出现什么样的格局？天津的经济发展应该在哪些方面发现机遇、迎接挑战？”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日前在天津举办的“清华EMBA高峰论坛”上，给出了他的分析和看法。

那一天，天津百余名企业家踊跃参加，纷纷到现场聆听李教授的演讲，并就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进行交流对话，一起分享知识、碰撞智慧，现场气氛很是热烈。李教授更是激情洋溢，在理性地分析当前人们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变化的同时，也把自己在生活中的经济学应用、个人的投资感受与大家分享，让人们不仅看到了一个认真研究经济学理论的学者，同时也感受到了他身上激情、智慧、开朗、健谈的个人魅力。

正像李稻葵自己曾经说过的，“一个经济学者，应该把理性献给社会，把激情留给自己。我们在个人的生活空间里可以情绪起伏不定，可以大悲大喜，可以欣赏浪漫主义的音乐，以宣泄激情，以平复悲怨，但是在公众空间，要以一种理性的形象出现，要用理性的话语讨论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经济学者的风范。中国的经济学界需要这样的声音和风范，而非情绪化的炒作。”

也许正因为如此，李稻葵的名字还并不被普通百姓所熟悉，但在经济领域，尚显年轻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个风云人物。2006年他已跻身于“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的行列，在2008年1月他就在《新财富》杂志上撰文预期了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如今他正在探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金融会出现的格局，提醒人们关注即将到来的机遇与挑战。

有人说，李稻葵是“哈佛炼就的中国经济学家”，而他自己却说，回国、回清华才是他人生最好的选择之一，是祖国、是清华这个舞台让他有更多的机会与同行、与同学交流，让他有机会与国家决策层通畅的沟通，为国家、为企业的决策提出一些微薄的意见，这对他来讲已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了。

1980年，16岁的李稻葵考入清华园，成了清华大学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第一届本科生。大学五年，在李稻葵看来那是他人生记忆中最美好、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他每天早早起床背英文，上一天的专业课，晚上再去听英语广播，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他觉得很充实、很快乐。好像机遇就是提供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就在他大学毕业前夕，也是“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实施的第一年，李稻葵参加了这个留学计划考试，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被推荐申请到哈佛留学。谁想因为这一项目进行得较晚，错过了入学申请截止期。但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刚好来北京讲学，他建议李稻葵先去做访问学者，第二年再正式入学读书。于是，1985年9月，刚满21岁的李稻葵走进了哈佛，成为那里年纪最轻的访问学者。第二年他正式入学，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主修经济理论、公司金融和比较经济学，并于1992年成为哲学(经济学)博士。

李稻葵曾对人戏称，到目前为止，在人生道路上他做过三次“非理性”的选择。他所谓的“非理性”选择是特指“执著于自己的兴趣所在，违背了经济学收入极大化原则”的选择。

第一次是他将要从哈佛毕业时，同时收到了纽约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和密西根大学经济系聘请他为助理教授的邀请，当时金融系比经济系的工资整整高出一倍，但他依然选择了他所喜欢的、并一起从事的经济学研究工作。

第二次是选择了离开美国，当时美国南加州大学诚心邀请他加盟，并许以终身教职，但他那时已明白在美国研究中国经济，永远都是边缘学科，他已看好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在香港研究中国经济已成为主流，于是，他选择了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一教就是五年。这五年他学术收获颇丰，生活得也非常愉快。

第三次就是他阔别二十年后重回母校清华，尽管他自己很清楚，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清华与香港科大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但他觉得能回来便是一种福气。随着中国内地在全球各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大，在清华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有可能成为世界学术圈的主流话题，而课题的研究者更有可能成为某一研究领域的领跑者，或者说，势在中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他也会义无反顾地选择清华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位置。

在清华园的大学生眼中，李稻葵是一个知识渊博、教学认真又兴趣广泛、平易近人的好老师，他们可以和他讨论经济热点话题、请教金融市场行情，也可以像发烧友般品评汽车、欣赏音乐戏剧，还可以一起跑步、打篮球。而在清华EMBA班上，那些来读工商管理硕士的高级管理人员心目中，李稻葵则是一位现实经济的评论师、具体投资的指导师和企业发展的规划师，他既能为他们开阔视野、指点迷津、分析前景，也会与他们讨论汇价、研究具体问题，甚至指导投资、炒股。他们渐渐发现，李教授上课讲的那些投资预期，总会很快得到证实，只要跟着李教授一起投资，总会有不小的收获。估计李教授总是被EMBA班同学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这也许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李稻葵认为，作为经济学者，不仅要对经济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更应该亲身付诸实践，去验证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他说，虽然我的资金不如我那些大企业家、大老板学生们的多，但我总是会做些小规模的投资、理财，也喜欢把自己对市场的看法与大家分享。现在好多学生经常会直接问我：目前我的资金该往哪投？澳大利亚矿业投资怎么样？具体应该怎么做？

看来他们已经把李教授当财神了。但李稻葵却认为自己没有突出的过人之处，唯一的特点就是乐于学习。他认为，一个一流的学者应该很专注，专注于学术研究，而不是过分留意和讨论社会上流行的热点话题，专注在学术领域里，有自己最感兴趣的、长期关注的兴奋点。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只是一个“很认真”的学者。

目前，李教授说他主要想做两件事，一是要推进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现代化；二是要用更加国际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重要的政策和战略问题。

看来他接下来的工作是任重而又道远啊！

采访对话：

记者：李教授，今天来的许多企业家都想了解您对后危机时代经济和金融形势格局的分析，您是不是可以概括地介绍一下您的观点？

李稻葵：我认为会有六个方面的改变。一是，在五年之内会出现资产价格的长升，就是“胀”；二是，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不会是发达国家，一大批新兴的市场经济会出现，体现出一个字——“新”；三是，绿色经济会形成浪潮，绿色运动会进入人们的意识形态，追求环保的“绿”；四是，贸易保护会以各种形势抬头，以此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五是，美元的地位会下滑，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六是，资源价格会越来越快地上升，各国都会加大对自然资源的投入。

记者：那么您对中国、对天津的未来经济发展有哪些建议？

李稻葵：我曾做过一个大胆的设想，也许中国经济再过20年会发展成为由四五个经济区域构成的超级城市群，比如：北京、天津地区；上海、杭州、南京一带；重庆与附近地区；武汉同周边地区以及广州、深圳、香港等，这些区域通过经济的整合与发展使全国绝大部分的人口过上现代化的生活。目前来看，首先还是要扩大内需，在根本上进行结构调整，从外需转向内需，要增加消费投资、非生产型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绿色生产能力的置换投资、促进环保，甚至还可以，以减免个人所得税、国家支付“五险一金”、减持国有企业股份的方式帮助百姓提高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另外，还应该研究国内市场、畅通销售渠道、提高现代服务业水平。再一个就是要抓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高，自然资源也将会越来越稀缺，越来越宝贵，国际间的争夺也会越来越激烈。第三，是要走出去、走向世界，中国经济的30年将会让中国人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者。这是一个很有风险的挑战，它要求我们的企业领导既要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也要了解投资国的情况，还要重视企业发展的本土化，更重要的还要关注当地的政治局势，避免政治风险。

记者：那么，作为一个企业家现在应该怎么做？

李稻葵：我的建议很简单，要从现在开始着手做好布置，规划发展目标，做自己的战略布局。虽然我说到的那几点都很远，但现在必须行动起来，朝这些方面努力迈步了。

记者：我发现您在其中特别提到了绿色产业革命在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李稻葵：是的，我认为每一次危机都会催生新的变革，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的目光一定会聚焦于全球气候变化、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的保护，一场绿色产业革命已露端倪。绿色产业革命指的是大规模、整体经济范围内的生产能力的更新改造，以提高环保标准、减少污染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目标的生产能力大更新。就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来看，其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下的产能持续增长与内需的相对不足。过去依靠外需补充内需的思路基本走到了头，比较现实的方案，是开展一场长达十年的绿色产业革命，通过对现有产能进行更新改造，既不让新的投资导致产能过分扩张，又消化一部分储蓄，带动内需的上升。中国能否在环保问题、节能减排问题上作出表率，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持续的重大课题，更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的一场重大考验。如果我们能在节能减排、绿色环保运动中站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而且不落后于大部分西方国家，那么可以说，中国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之内将能够真正站得住脚，中国经验能够真正具有说服力，我们的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社会的尊重。

记者：世界经济风云变幻，每到关键时刻人们总能看到些经济学家出来说话，评论一下经济形势。这次金融风暴突袭全球，很多人都对经济学家的作用产生了质疑，您怎么看这问题？

李稻葵：这个问题挺尖锐，但我认为正是出现了现在的情况就更突显了经济学的重要性和经济学家的重要。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制度出现了缺陷，就像人生病了，出现问题了，其根本原因是他自身的免疫系统有了问题。西方人在反思制度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经济学家造成的，而是利益集团决策造成的。以美国为例，他对金融监管的放松其实是造成这次金融风暴的“帮凶”，是那些银行投资家们跑到国会去游说，说应该要放松管制权利，使其管理制度出现了危机。而经济学家要做的是在学理上把这一问题研究清楚，才能给出药方、对症下药，这不是更加突显了经济学家的重要性吗？有人讲这么大的事怎么没有人提前预测出来？其实现在回头想想，当初我自己对此也有一点贡献，因为我在2008年1月15号的《新财富》杂志专栏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未来两年内将爆发金融危机”，人们可以去查，这是我的题目，然后我还和同事讲，说这样的话也许背后会有人笑话我，但那不要紧，我会坚持这个观点。现在看来，我还是太保守了，我要说在未来8个月内将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那我就更“牛”了。

记者：您在经济学研究上有一定的成果，同时您也是教授经济学的教授，您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学教育有什么看法？

李稻葵：我们首先要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其次，中国经济学需要现代化，中国经济学还必须本土化，经济学的教育在中国也必须要现代化和本土化。现代经济学指的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经济学体系，是引进了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体系，是一套研究方法，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自然的传承和演进，也就是很多传统的问题，比如说剥削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仍旧在现代经济学中得到讨论。中国经济学需要现代化，既是把现代经济学核心的知识结构引进到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教学中来，也要实现学风和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学科组织方式的现代化，引进现代经济的学术管理方法。而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是不能照搬其他国家带有其本国经济特点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因为它绝对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感觉，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里，我们现在强调比较多的是技术，技巧教得多，但我们对道，对研究思维方式，对研究方法讲得不够，当然可能跟我们教师的平均水平有关系，所以不只要强调术，更要强调道，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志，就是对经济学的兴趣，要启发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里有头脑，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对社会现象进行观察，进行解释，进行争辩，关心社会上的基本问题。有了这些兴趣、有了这种责任感，才能培养出道，培养出术，培养出新一代的经济学大师。

记者：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些报道，说现在全国的高考状元都集中在了清华大学，集中在了经管学院，大家都在学经济？

李稻葵：的确是这样，现在我名下就有六个状元。我们清华大学和管理学院早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高考状元本身不等于成功和高素质，他们入校之后会遇到和其他学生不同的或更多的问题，我们对此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配专门的教师一对一地对这样的学生进行特别的辅导，避免让他们背上不必要的思想包袱。学校也好，学院也好并不是把招状元作为主要工作来做，他们愿意来报当然很好，他们愿意学经济、对经济学有浓厚的兴趣当然更好，我们都希望在他们当中能出现更多优秀的经济学家。

记者：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从2002年开始还开办了以“培养产业领袖，塑造中国企业未来”为目标的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班，据说到目前为止已有2600多名来自于国内外大中型企业的现职高层管理人员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您也负责给这个特殊的班组授课，对他们的素质和能力有什么样的评估，我们的经济学教育对他们有哪些指导作用？

李稻葵：应该说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和来自国内外知名国营、民营及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现任政府官员。他们的背景不同，学历不一，但都有着独特的经历，独特的能力，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着多年的基层经济实践活动的经验，他们往往是带着具体的问题来这里学习。而我们清华EMBA教育也会针对他们的特点，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将国外前沿管理理念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特别注重提高大家的决策洞察力和战略管理水平。除了帮助他们建立全面系统的知识结构外，还通过大量深入的商业案例分析、实战模拟、团队合作以及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来提升大家总揽全局的决策能力，使之成为富于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产业领袖。而我在教学中要告诉他们的是，我教的东西有用，学了能更好地去分析汇率的走势，能更准确地判断应该去哪里投资，能更正确地分析明后年的经济波动趋势。金融危机开始后，我们这门课的老师也成了它的受益者，因为在此之前大家关注它，之后就更加关注了，所以我们就很受这些学生欢迎，再加上我们上课的方式也很开放，全部是针对问题，比如：我去哪投资？美元、日元，欧元的走势如何？我都会根据我的判断及时地告诉大家，学者不能讲一套做一套，我告诉他们了，我自己也要这样去投资尝试，虽然我的钱没他们多，但我也都会按比例去投，他们把我讲的课和具体投资一结合，感觉很实用，这样的学习就更有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