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业与他的西方经济学

在中国的大学中，他的名字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西方经济学：第一个把萨缪尔逊《经济学》翻译成中文，上世纪80年代初此书销量超过10万本；最先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被全国近1000万大学生使用；其课堂讲义，被当作考研之人的“红宝书”；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学家地图》一书中，被称为“一等公民”……

他就是高鸿业。所有这些显赫的声名，竟然为一个不到一米七的、已经弯曲的身躯所负载。2005年岁末，当我们走进人民大学西区教师公寓，初见这样一位弱小的老人时，很有些吃惊，直到交谈之后才发现，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哪里是外表所能完全代表的？即使岁月在他的身上蚀刻了许多印记，然而坚韧自信的生命依然发出熠熠之光。

少年丧父久去国 半生坎坷多磨难

30岁前高鸿业的人生，关键词是“战争”和“艰辛”。1921年生于江苏徐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高勉之曾任徐州第一家报纸《醒徐日报》的主编，后因揭露军阀县长贾月壁贪污救灾款项而被贾秘密杀害。毕业于山东女子第一师范的母亲张莲修做小学教员，将当时才4岁的高鸿业含辛茹苦养大。

从上海中学毕业以后，高鸿业面对的是抗日战争的硝烟和困苦。在“工业救国”的思潮影响下，高鸿业考入当时已搬迁到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1944年春，国民党政府下令征召大学应届毕业生充任援华美军的翻译。“因我的英文成绩相对较好，短期培训后，我被提前派到昆明炮兵学校做炮兵战术课程翻译。”1945年夏，高鸿业等100名翻译被派遣到美国，实际是培训国民党政府的留美空军。于是，他来到密西西比州一家飞机场担任飞机维修翻译。

1946年9月，翻译任务结束后，经朋友联系，天性倾向于文法科的高鸿业进入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系读书，他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洗盘子、做清洁工、干农活。“1948年拿到硕士学位。想回国，已经买了船票。当时解放军围攻上海，船不能在上海靠岸，回不去了。”

无奈，高鸿业只好继续读博士学位。几年的半工半读生活十分艰苦：“住在地下室，工作不好找，什么活儿都干过。”最苦的是在一家皮毛厂，用手搓掉经硫酸水浸泡过的兽皮表层浮毛。”1956年高鸿业取得博士学位。“导师对我满欣赏”，凭了导师的推荐，他作了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教商业统计的副教授。

说起拿学位，高鸿业说：“学位不代表一个人的能力，我读博士都是逼出来的。一个人真正的能力在于他能做出什么成果。”

天堂地狱忽变换 赤子之心终拳拳

当了教授，“生活大大改善了，也有了汽车，也吃洋饭了。”干了一年，年近40还没成家立业的高鸿业开始思考长久之计：回不回国呢？“中国人在那儿要想做第一流人，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回去吧，面对一个新的环境，能不能适应呢？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有这么一个基本的想法决定了我的行动。如果要我一辈子，一直都在外国给外国人打工，那，我不干，我死的时候心里一定很不安宁。不管怎么说，我是中国人，吃中国饭长大的，一辈子没给中国人干一点活儿，对不起自己，那会是终生不可弥补的遗憾。”这段话，每个字他都说得掷地有声。

1957年高鸿业经香港回国。正好是“反右”前夕，政府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非常优待。国务院专家局专门派人到香港、广州接待，广州教育厅也派人招待。“优待极了，还可以全国旅游。软卧待遇，吃住都不要钱。”高鸿业到了北京，后来又到了人民大学。“到人民大学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反右’斗争来了。”“我是新来的。没说过什么话，没干什么坏事。是局外人。”

“‘反右’斗争我没事，文化大革命就有事啦！”高老的语气依旧平坦，只在话尾稍稍上扬。进牛棚、挨批斗，每天早上集体出发劳动，搬砖头、扫厕所。“干重活的全是老家伙，脸上有皱纹的，旁边坐着看书的监工都是学生，年轻人。”高老用“很怪的现象”来形容这个场景。

“如果说我回来懊悔的话，那个时候有一点，回来本来想给中国多多少少干点活儿，现在不仅不干活，反而成累赘了。”对于往昔，高老的语气可谓平淡如水：“我们关在牛棚里的十几个人，个个都吃得下，睡得着。哪怕吃学生的剩饭菜，香得很。”

后来下放到江西当农民运大粪，甚至还有些意外收获：一直以来的失眠症好了。“无所用心且吃得上东西”的日子里，高鸿业的心态和身体都非常好。

孜孜不倦研“西经” 守得云开见月明

回国后不久，高鸿业就发现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还停留在马歇尔的阶段。他心里想，这种状况对中国很不利，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但他也仅仅是想而已，那时候被当作反动学说的西方经济学，几乎是不可能正常研究的。

1958年在人民大学，高鸿业先给经济系老师讲西方经济学，后来人大和北大在全国首开西方经济学课程，高鸿业主讲。“当时不叫西方经济学，叫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要想前进，必须有一个对立面。经济学方面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我好比唱戏一样，演曹操、演坏蛋。当时讲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树立靶子，做批判对象。”高鸿业谈起当时的情形不乏幽默。

作为靶子的还有一套书——《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包括《凯恩斯主义》、《垄断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人民资本主义》、《计量经济学》），高鸿业和北大几位教授主编，并且合作撰写其中的《凯恩斯主义》。“不是我们自愿编写的，那时谁敢写？”后来有人提出把萨缪尔逊《经济学第五版》最重要的十章翻译成中文。高鸿业承担了翻译任务，书出版后不久“文革”爆发，这本书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十年，“不要说西方经济学，除了马恩列斯毛著作外，谁都不能名正言顺地看别的书。”于是有十年左右，高鸿业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经济学。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以后，已经50多岁的高鸿业才正式开起了西方经济学课。“如果说我有遗憾的话，有十年的功夫吃了睡睡了吃，想做任何事情根本不可能，耽误了十年。现在想做事情，又做不到了。”高老依旧平和的语调中有些许的淡暗。十年后的西方经济学，和高鸿业离开美国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他天天泡北京图书馆，差不多花了两三年工夫，才把新课补上。

此时萨缪尔逊《经济学》已经出到第十版。“上面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不一样了，这个玩意儿虽然也是资产阶级的，要批判，但是也要吸收”。高鸿业花了三年翻译全书，这本分三次出版的书在80年代初作为一本西方学术译著，卖出了10多万本。

60岁以后，高鸿业的学术研究仿佛才“上道”，1982年到1998年的16年间，他单独编著、与人合著作品近十部。其中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被评为国家级教材，至今仍为全国很多高等院校首选；1998年，高鸿业以77岁高龄翻译并评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将书中凯恩斯未曾推导过的公式全部推导出来。

一生西学多浸淫 却是马列信中人

“中国之所以没有出大乱子，就是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点不能丢啊！”高老的话语重心长。“虽然我不是党员，我拥护共产党。因为现在还缺少不了它，没人能够代替它。”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没什么用，我说有用。什么东西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没有照搬西方经济学所推祟的模式。如果完全照搬，跟前苏联差不多，整个经济很快就会垮下去。什么东西使得中国人采取局部、有限度推行市场经济的办法？我觉得是马克思主义。”

一辈子浸淫在西方经济学中的高鸿业，对马列主义却是情有独钟。回国后他“对马克思主义下了点功夫”。通读了《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业余还学了俄文。对于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有被边缘化的现象，他说：“这不大好，甚至于可以说很可能其后果欠考虑。”

1991年，在《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大纲的简要说明》中，高鸿业阐明了他对于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态度：“在整个理论体系上，对它加以否定；在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上，要看到它的可资借鉴之处。”现在依然如是。他说：我们中国人学西方经济学和西方人学习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培养西方经济学家。中国人要培养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懂得西方经济学的人，目的是为了中国所用：一方面指出它不对的地方，对中国有害的地方，好比药不能乱吃；同时也要知道它有用和有害之处，必须加以鉴别。

对于目前国内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他认为，“缺陷是联系中国现实不够。”“西方的教学人员比较不空谈，很注意实际的事例。在这方面，包括我在内，中国的教学人员，比较懒一点。”

“联系实际”是高鸿业做学术的核心词汇。“所谓学术，是为了解决实践问题而存在的，不能直接或间接解决问题的学术研究，毫无意义。”“学术本身就来自实践。没有经济现象，哪有经济学啊？”

后记：高鸿业印象

马上就满85岁的高鸿业，苍老瘦小但是乐观、豁达。“我跟你讲，我活两年都没把握。”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一如既往。

他每天看报纸，看《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中国电视报》。

一直到一年以前，他还每个月去趟北京图书馆。最近半年去不动了，“但能去我还想去，去惯了，不去难受。”

他爱书，家里全是书，有他喜欢的中国旧诗词还有马恩列斯毛全集和各种经济类、管理类著作等，但却没有他自己翻译或者编著的书。

他年轻时爱看小说，喝杯淡酒。客厅的书架上放着英文原版《福尔摩斯探案集》、《嘉莉妹妹》、《艰难时事》、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买了还没看。年轻时喜欢听听唱片，他指了指对面的音响，“那是我的音响，好久没有听了”。

他看《圣经》，不是因为信基督教，而是因为有些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圣经》教义相冲突。

在美国12年，他没起过洋名字。“为什么呢？长着一幅中国脸，有中国人的黑头发，中国人的思想，用中文名我感到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