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 |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创院院长黄少安教授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经济学家，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创院院长黄少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1月11日14时32分在济南逝世，享年62岁。

黄少安同志是中国经济学领域卓有建树的著名学者，是山东大学产权研究所和经济研究院（中心）创始人，《制度经济学研究》杂志的创办者，也是中国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因其在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等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和学术团队的建设成就，在全国经济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被认为是“改变了中国经济学版图的人”。1994年出版的《产权经济学导论》一直是中国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作，2017年出版的《语言经济学导论》是语言经济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开创性专著。

黄少安同志于1982年从邵阳学院毕业，1994年获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一直在山东大学工作，1988年破格晋升为讲师，1994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9年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2000年入选国家教育部优秀跨世纪人才，2001年获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2006年遴选为教育部“长江学者”，2017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先后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2004年）、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2004年），7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多次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得首届山东省政府决策咨询奖（突出贡献奖）。曾任山东大学山东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山东省政府特聘咨询专家，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组专家、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理事长、中国法经济学论坛理事长、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理事长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黄少安同志的辞世是我国学术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是山东大学的重大损失！沉痛悼念黄少安同志！

黄少安同志千古！

哲人虽逝，其言永存。2017年10月，第十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宁夏大学举行。黄少安教授在年会上作了题为《基于阶段性的中国基本经济问题的认识》的主旨演讲并接受了年会记者的采访。今天，我们重新刊发相关采访报道，以此怀缅黄少安教授。

黄少安：国企改革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何改？

记者：黄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您认为如何改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问题所导致的经济效率问题？

黄少安：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改到现在，本质上都是产权改革，包括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的改革，也包括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方式还是搞股份制，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改革重点，也有不同的困难。像放权让利、承包制那些阶段的改革，主要是一个观念问题，也就是“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问题。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到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困难，通俗地说，一个是钱的问题，一个是人的问题。第一是钱的问题，也就是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该怎么处理；第二是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问题怎么处理。后来，这两个问题都解决得很好。

现在这个阶段，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困难既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是下岗职工的问题，更不是不良资产的问题，应该是利益集团的阻挠问题。中央看得很清楚，说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现在看来确实是，改革的阻力一点都不亚于中央改革的决心，所以改革现在推进起来不像原来那么快。但是，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决心的。

就目前来说，国有企业的改革，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要确定现在这个阶段国有经济的科学定位，我们既不能走极端的自由主义的道路，好像就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领域有国有经济存在就可以了。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阶段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也是一个内忧外患的阶段，是一个正在崛起、但还没有完成崛起的阶段。所以，在这么一个阶段是很微妙的。

国有经济的规模应该比一般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又稍微多一点，就是除开市场失灵，自然垄断行业以外，还应该在关系国际民生的、竞争性领域有存在，国家也应该适当控制，比如，我们的装备制造，造船的、造飞机的、造高铁的……除此以外，实际上国有经济的存在是没有太大必要的。我们国家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国有经济覆盖面太广，远远超出了我们所需要的范围。

所以，首先在一些一般的经济性领域，不关系国际民生的，国有经济应该要退出来。退完以后，留下的那部分国有资产，第一，国家作为所有者怎么管？第二，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公司，是独资、还是控股或参股？公司治理结构怎么完善？所以，中央现在就特别强调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但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领域，还有很多的阻力和很多的问题。

记者：那从您的长期研究来看，您认为目前有什么有效的措施？

黄少安：首先，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对于国有经济不该存在的领域要退。退出的话，国家可以减少负担，也可以减少管理的困难。用我们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减少委托代理的普遍化，减少国家财政可能的补贴，也就是财政负担。有些企业不仅不能给国家赚钱，它还赔钱，赔了钱国家就得补贴它，去救它。退完以后，一定要寻找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退完以后不就少了一些了吗？这里有一个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国家管一万个企业管不好，我退了，剩下三千家，相对来说可能就能管得好一点，首先减少数量。然后再提高管理的质量。

国家作为所有者，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本身要改革。肯定有一个委托代理的问题，委托代理的链条越长，代理成本就越高，所以我们要尽量缩短代理的链条和委托代理关系的层次。不能我委托给你，你委托给他，他委托给她，这样的话，最后那个代理者偏离最初那个委托者的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

再一个就是在具体的企业，就是经营性企业，有一个治理结构问题，要搞清楚所有者的职能、经营者的职能是什么。谁是所有者，谁是监督者，谁是经营者，这个要搞清楚。我们讲要在国有控股或者国有独资企业里面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对的，没有什么疑义，但关键是如何才能加强党的领导，如何才能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的。

记者：目前，我国正在开展“双一流”大学的建设，您认为像宁夏大学这样的西部高校，经管学院应该把重点放在哪儿？

黄少安：从现在的师资队伍来说，西部地区的大学和东部地区的大学有差距。但是，从经济科学的贡献或者谁可能做出贡献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所有大学的经济学科，差距并不大，大家基本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也就是说，仅仅看现在的师资队伍，那些指标可能是有差距的，但是将来谁可能对经济科学做出贡献，大家的起跑线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宁夏大学一点也不会比东部一些大学做出科学贡献的可能性小。只要把人招来，选择突破点，就有可能做出贡献，说不定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不是出在北大，或者说不是先出在北大，也可能出在西部。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有想法就可以，有差距我们承认。只要把人招来，认真做，就有可能成功。

我认为宁夏大学有她的相对不足，但也有她的优势。第一，是要夯实基础，一些经济学的基础课，学生要学好，老师要讲好，这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不可能把高楼建在沙滩上；第二，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全方位地把经济学的每一个领域都变成中国一流、世界一流，在夯实基础的前提下，有选择的突破，选准重点、突破点，这个很重要。

来源：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