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开创者——忆威廉姆森教授

今晨得知威廉姆森教授辞世消息，虽然对于他的离开也并不觉得突然，因为他近两年的身体状况一直都很糟糕，但仍非常之难过。记得是在2018年3月，跟威老还通过电话和邮件就交易成本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传播进行交流，4月最后一次邮件交流后，就突然没有了回音，然后通过联系他在伯克利的助理，才得知已经住院，并且当时告诉我情况都很不乐观，后面我有试图联系他，始终没有音信。同年12月，霍姆斯特罗姆到来中国，我们聊起威老的身体状况，霍说他们之前还讨论过一个合作，后来也是没有了消息，一定是健康状况恶化，那时就觉得他的时间可能也不多了，只是盼望这一天能晚点到来。

晚年的威廉姆森一直致力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梳理，那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因为交易成本经济学本身无论涉及的内容还是应用的领域都很广阔。2016年在他办公室交流的时候，他说自己希望把交易成本经济学做充分的整理，以便后来的学者能更好理解、应用和发展。与罗默、席勒等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更多参与社会活动不同，威廉姆森数十年如一日的沉浸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世界中。霍姆斯特罗姆曾对我说，他觉得威廉姆森就喜欢沉醉在他的研究中，对于治理、交易成本经济学等写了非常多的文章，而且很多文章都一直在重复强调一些东西。作为一个大量阅读和整理了威老学术内容的人，我对于他太多文章看似重复的强调一些内容是这样理解的，他开创的是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并且逐渐形成相对完善的体系，许多内容在单独的每篇文章中需要提及才能显得完整，并且让人理解，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体现了他所做工作的开创性。

在我看来，威廉姆森留下的学术遗产非常丰富，而且还有巨大的开发空间。我们曾经交流过新制度经济学的传播与应用，我告诉他在中国似乎人们说到新制度经济学就认为是产权理论，或者最多与之相关的产权配置研究，然而很大程度上误解和忽略了“治理制度”即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内容。因为在威老看来，新制度经济学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制度环境和治理制度，他所关注的在于治理制度，即各种形式的契约风险的鉴别、解释与缓和。现在我还记得关于这个话题他无奈的微笑，“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他说，不过区别在于，在中国交易成本经济学只是有过一段“追捧热点”式的短暂被关注，而在国外其正被更多的关注和应用。

斯人已逝，对他最好的纪念是把他最宝贵的遗产继承和发扬。在这里，我想写四个方面：1.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2.经济分析中的实用主义方法论；3.威廉姆森与新制度经济学；4.对青年学者的影响、帮助与关怀。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

作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开创者，其研究的起点是1971年发表的论文《生产的纵向一体化》(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从这里他通过对纵向一体化和反垄断问题的研究，开启了对经济组织治理理论的探索，并进一步发展延伸到对经济组织的一般化分析，成型为交易成本经济学。而在此之前，相比于技术上的创新，对于组织创新的研究长期受到忽视。1975年的《市场与层级制》（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和1985年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两本书一起开创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所运用的一般方法和基本框架，1996年的《治理机制》（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则进一步扩展了比较经济组织的分析，并展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通过治理机制来缓解风险——更为广泛的有趣应用。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为经济组织的研究提供了可辩驳的微观分析基础。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以交易成本的节约目的，以一种区别对待的方式，将各种不同属性的交易与成本和竞争力方面不同的治理结构有效匹配。与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相比，交易成本经济学主要特征包括：（1）以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超微观分析；（2）更加强调基于真实世界的假设；（3）采用契约视角而非选择视角；（4）引入并发展了资产专用性作为经济分析的重要性；（5）以分立结构强调比较制度分析法；（6）将企业、经济组织视为治理结构；（7）更加注重事后契约制度，特别强调相对于法庭秩序的私人安排；（8）采用将经济学、组织学和法学跨学科结合的方式；（9）基于交易成本的节约是主要问题之所在的观点。

首先的问题是行为人的假定。交易成本经济学强调两个关键性的行为假定：（1）有限理性，即西蒙所说的“有意图，却又是有限制的理性”，有意图意味着具有经济取向，从交易来看，就体现为通过节约而获利。有限制的理性，就表现为，正是因为个人的认知、预见、技能，以及时间都是有限的，使得组织对于实现个人目的来说才是有用的投资。（2）机会主义。不同于简单追求私利，这里更加强调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包括以精心计算的误导、欺骗、混淆或制造混乱和敲竹杠，无论是在事前还是事后。这两个假设共存时，作为交易的缔约行为其可行的契约集合就都包含两个问题：（1）契约是不完全的，完全缔约在有限理性条件下难以实现；（2）契约是可能违背的，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交易人，并不会完全可靠的履行协议。

交易与缔约。威廉姆森接受康芒斯的主张将交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行为的最终单位本身一定包含三个原则，冲突，相关性与秩序，这个单位就是交易”。同时，对于交易，提出这样的含义：交易之发生，源于某种产品或服务跨过在技术上可分清的边界的转移，一个行为阶段由此结束，同时另一个行为阶段宣告开始。这样，一方面拓展了交易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所有权的转移，使组织内部或组织间的相关活动也纳入交易范畴；另一方面，将交易活动更加具体化，因而使其更具可分析性。

为将处于经济治理分析范围的交易进行区分，威廉姆森使用三个关键维度对交易进行描述：（1）资产专用性，（2）不确定性，（3）交易的频率。由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对于具有资产专用性的那些交易而言，契约不可避免地存在于风险之中，所有此类交易的契约也不可避免是不完全的，即可行集合中的所有契约都是不完全的，但那并不意味着缔约人缺乏远见。既然一开始就明知困扰契约潜在风险，在整个交易对契约的达成中，当事人就会将事前的契约达成内容与事后契约执行保障进行整体的考虑。事后的保障机制就是交易的治理问题，应该是在签约的时候就被放入整体研究的。这类就有利于弥补缺陷、解决争端、增强适应的结构研究，于是成了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不完全整体缔约正是这个含义。

治理结构的匹配。威廉姆森把治理结构分为三类不同的市场治理模式：（1）市场制，（2）混合制，（3）层级制。进而比较三种治理模式的特征和成本。他借用哈耶克的观点，将“适应”看作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同时综合了哈耶克和巴纳德分别通过市场和组织对适应问题的研究和主张，以此提出两类具有替代性的调适方式：（1）自发式调适，（2）协作式调适，并比较两者在不同情况下的适应性优势。而后，他将市场制与层级制看作两个极端的模式，通过个方面特征分析和比较：（1）激励，（2）控制，（3）调适。（如下图所示）

威廉姆森认为，资产的专用性在交易的治理分析中扮演核心的角色，正式由于资产的专用性，使得双边交易是有利可图的，从而产生了双边依赖，进而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人性背景下，引发了缔约风险。在专用资产条件下，将治理成本表述为资产专用性的一组外生变量的函数形式，从而使各种治理结构的成本差异的关键特征得到清楚地展现。（见下图）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应用。威廉姆森一直呼吁，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不仅在产业组织领域有许多应用，而且在劳动、财政、比较经济制度、经济发展和改革等经济学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在企业管理中，其表现在战略、组织行为、营销、财务、运营管理和会计等领域。在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法律等方面,该理论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如此广泛的覆盖范围，是因为任何问题都源于或可以转化成一个契约问题，并可通过对交易成本做出比较分析，实现一般化的应用。

经济分析中的实用主义方法论。

四个基本原则。威廉姆森曾以应用微观经济学践行者的身份探讨实用主义方法论，并建议即使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之外，其他关于经济组织的理论也应采用同样的做法。他认为，每个潜在理论都应该用实用主义方法论的这四个基本原则来衡量。他援引索洛关于“经济学家认为自己所做的是什么”论述时体现的三个训谕：（1）保持简单(keep it simple)，（2）使其正确(get it right)，（3）让其合理(make it plaussible)。即：保持简单，就要去掉不重要的部分，专注于一阶效应，也就是主要矛盾，然后再讲限定条件、改进和延伸；使其正确，就要把逻辑搞清楚；让其合理，就要把握好事实，避免基于想象的推论。同时，增加他认为另外至关重要的一点：（4）得出可辩驳的含义（refutable implications）,并能得到相关（通常为微观分析上的）数据支撑。否则，就会像交易成本的概念刚被接受的时候发生的“皆因交易成本”解释的滥用。

理论的扩展（scaling up）。威廉姆森认为，简单模型的目的在于捕捉事物的本质,以解释当前的实践困惑，并给出受制于实证检验的预测。然而，即使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重复实验的方式验证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简单模型通常可以进行扩展并检测。他指出，扩展测试常常被忽视，而且通常是那种并没有意识到的忽视。有的时候研究者们放弃这种扩展，也许是出于扩展无法实现的考虑，也可能因认为其太过容易。他尤其强调，针对那些与真实世界相关的主张，包括公共政策和无论出于何种目标的企业理论，如果这些模型不能被扩展使之接近于被研究的现象（如现代企业），那么对该模型就应持谨慎的态度。

可修复性（remediableness）。威廉姆森反对“黑箱中的”福利经济学在零交易成本中分析政策效率的做法。他与迪克西特都认为应用福利经济学，就像企业理论一样，应该打开黑箱，研究箱子里面机制的运作方式，而可修复性标准就是希望重塑研究的视角。可修复性准则认为，既然（1）找不到一个比现有组织模式更可行的组织形式,（2）并能实现预期的净收益,（3）那么现有的组织形式就应被看作有效的。第一个条件把假设的理想状况从相对比较中去掉了；第二个条件考虑到了政治（现实政治）和经济（建设成本）的实施阻碍。因此,可修复性准则不接受基于实际（被认为是错误的）模式和假设模式相比较之下的效率低下的说法,并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者更尊重真实世界的程序。缺乏可修复性的考虑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当下，我们看到很多“媒体经济学家”哗众取宠的言论，他们总是以人民的福利、私人企业的利益为噱头，以理想化或简单化的片面比较为标准对政策妄加指责。

威廉姆森与新制度经济学。

威廉姆森被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和将交易成本概念分析可操作化的领军人物。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源于正统经济学的伟大批评家们，他们认为制度不仅重要，而且可以被分析。威廉姆森之所以将他们的研究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源于他借用马修斯对于当时“制度经济学已经成经济学中最活跃领域之一”的回应：新制度经济学提出的两个命题（1）制度很重要，（2）制度的决定因素可以用经济学理论工具进行分析。相对于凡勃仑、康芒斯等制度经济学家而言，前者是共识，而后者使得新制度经济学与之前的制度经济学就完全迥异了（科斯曾戏言，尽管传统制度经济学家都是有才华的分析家，然而因为分析道路选择错了，使得他们留下的除了“制度经济学”这个名字意外，没有其他有用的东西）。

对于新制度经济学这一名称，威廉姆森说，其产生源于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和应用，基本逻辑在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机制相关的制度就是稀缺的，交易相关的制度对资源配置这一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存在重大影响。基于此对这种制度的研究的经济学，就起名为制度经济学，但由于制度经济学一词早已存在，固在前面加一“新”字，以示区分，所以，这一学派的经济学者们一直沿用了“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称呼。对于这个名称韦林就指出，基于科斯和他的追随者是在并不改变原有微观经济学基本行为结构下，增加一个新的具有重大意义却又曾被忽视的成本分类（即：交易成本）的原因，将这一领域的经济研究称之为新微观经济学，或许更为恰当。

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威廉姆森的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1）以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提出一个可辩驳的分析范式，让交易成本的概念得以实现一般化应用。（2）从制度环境和治理制度两个方面梳理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两个方向，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厘清了更加清晰的框架和脉络。（3）发起新制度经济学会创办《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通过他的积极组织，大力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典礼上的发言专门指出，如果不是威廉姆森等人的工作，他甚至怀疑自己研究的价值。

对青年学者的影响、帮助与关怀。

记得第一次与威老见面，为了让信息得以更好传递和记忆，在见面前一天，我把研究想法专门以一个PDF文件的方式邮件发给了他，其实不是一个正式的研究计划，只是为了让交流的重点能不被忘记或忽略。结果，当见到他的时候，他把这个文档打印了出来，还在上面对一些语句在语法上的错误，以及口语中简写的单词和短语进行了修改。值得一提的是，我到伯克利时，他已经82岁高龄，但仍然在积极帮助和指导年轻人。

当我告诉他交易成本经济学在中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么被忽视，要么现有流传内容的也存在很大的误区，基于此，我希望编辑和翻译他的关于这个领域的重点文章。他当时表示非常支持我这样做，而且告诉我他的文章是有些晦涩难懂，在我编译过程中，如果有什么困惑可以及时找他交流，然后认真地向我推荐了重点文章。当我告诉他，在我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中，将交易成本的节省看作中国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效率优势的关键，他鼓励我从自己的兴趣点出发去研究它，并建议我开发一个框架，就像类似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这种标准化设置，那样可以使得“分析”更加容易。“Keep it simple; keep it plausible; have an active mind.”是我一直遵循并向很多更年轻的学术路上同行者们分享的威氏箴言。

威廉姆森开创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毕生都致力于这一理论的发展与应用。虽然他已经离开，他的学术思想和学者精神仍将活跃在经济学研究之中和后来者们的心里。

谨以此文，纪念恩师奥利弗·威廉姆森教授。

陈耿宣

2020年5月23日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陈耿宣，经济学博士，师从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访问学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成都分院研究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