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3次季度报告会快报通稿

“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3次季度报告会于2013年4月21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主持。卢锋教授根据第32次“朗润预测”汇总结果，用“内需稳中有进，出口高位回落，总体温和回升”三句话概括26家特约机构对今年2季度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看法。

本次报告会上半场主要围绕我国社保和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院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郑秉文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何宇鹏副部长先后发言。报告会下半场讨论近期国际国内宏观形势，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雪松副所长，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博士和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先后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下面摘要报告主讲人演讲内容，后续提供报告全文。

姚洋 户籍制度改革及其影响

我国在1958年颁布了《户籍管理条例》，从此正式有了户籍制度。这个条例实行到今天已将近六十年。原来《宪法》里有“公民拥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这一条，由于和该条例冲突，因此1975年在修改《宪法》时被删掉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开始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正好又赶上城市职工下岗问题，政府人口流动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一直到2003年出现了标志性的孙志刚事件后，政府才对《收容遣返条例》进行大修改，基本上废止了这个条例。

2012年 2月23日，国务院出台了新的户籍改革相关文件，对县级及以下城镇标准较为放宽，只要拥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包括租住住所）就可以申请当地户口。地级市要求在当地连续工作和居住满三年。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维持现有制度不变。但是，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并没有出现很大的推动，发改委调研后人为原因在于改革阻力太大。

唯一发生改革的是高考制度。高考制度作为户口制度改革的重要方面，实际上各地改革情况差别很大。去年很多省份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最激进的是黑龙江，该省规定只要在本地上满一年中学就可以参加本地高考。相比之下，有一些省市变化较小，如北京只允许随迁子女读职业高中和高职，不允许考大学。户口制度改革仅仅依靠这种试点放权的方式成效是不大的，因为先改革的地方就要先面临如何接纳更多人的问题，因此，需要中央政府下大的决心。

为什么户籍制度改革非常重要？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它事关公民权利。户籍改革阻力非常大，但它不是来自特定利益集团，而是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进行户籍改革，以前是利用补偿的办法，但是怎么去补偿这么多现有城市人口或者说本地人口？在过去三十年里，我国是一边改革一边修改相关法律，所以很少谈到权利问题。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有些人就永远不能获得同等权利？因此，权利问题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讨论的。

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优化经济结构；有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如果把户口取消，特别是子女教育问题解决之后，将更加有利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因为服务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城市；还有利于提高国内消费。

目前，我国城市化率虽然已超过50%，但是相比于其它国家，还是相对落后。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而城市化率却只有50%左右，相比国际上同等人均收入国家的水平，仍然有较大差距。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跟户籍制度有关。

据测算，城市人均消费是农村人均消费的2.7倍。但是进城务工人员储蓄率非常高。如果2.4亿进城务工人员中有三分之二，也就是1.6亿人的消费达到城市平均水平，我国居民消费将提高11.8%。这意味着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4.2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我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也遇到一些难题。中央文件一般不用“城市化”，而用“城镇化”，意味着要避免大城市化。但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明确的城市化道路。八十年代费孝通提出走小城镇化的道路，它基本上成了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官方说法。

事实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出现“大集中，小分散”现象，即全国人口集中到少数区域里，在同一区域里人口又分散在不同层次的城市。比如，美国人口基本集中在三个地区：波士顿到华盛顿的东海岸，旧金山洛杉矶的西海岸，和芝加哥地区。日本则是东京地区、大阪地区这两个地区集中了一半人口。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城市化应该指城市化区域的概念，而不是单一的城市化，要形成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网络。最坏的城市化形式就是北京这种形式，比较好的是长三角、珠三角，每个城市有自己的特色。也许未来我国就会形成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塘地区、武汉到长沙这一带地区，然后是四川盆地、西安咸阳、辽东半岛这些中心地区。如果这些地方的人口达到我国总人口的40%左右，那么其它地方的问题就会较少，而且我国的环境保护也会变得较为容易，相比之下，遍地开花进行城市化既浪费土地也扩大污染。

其次，城市化还要避免纪念碑式的城市化。勒·柯布西耶当时想象的光辉城市是巨大的高楼大厦，大厦之间全是花园，而且用高速公路相连接，所有事情都在大厦里面进行。这样一种城市规划模式有很大的弊端，它不仅跟自然没有接触，而且人与人之间接触也很少。但中国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种概念，比如说低容积率要求，它不但会促使房价进一步提高，而且会浪费土地。

我国在进行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将面临一些挑战，第一是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冲突。当然，对于承载压力巨大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政府可以采取差别政策。

第二是外来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问题。据估算，现在每个农民市民化只需要八万元，但随着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的提高，以后将会越来越高。

第三是住房问题，廉租房不应该都由政府做。如果都由政府来做，结果可能变成立体贫民窟，因为政府收房租的动力一般比较低，最后可能水电等基础设施都无保障。最好的办法是开发商申请到一块地后，把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四分之一）用做廉租房，这不仅可以确保它的可持续性而且也可以节约政府的成本。

第三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目前很多从西部到东部的农村移民会定居在东部农村地区，这将对现有土地制度提出挑战。按照现行规定，农民一旦拥有本地户口，就拥有了分土地的权利。但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十倍以上，这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在发达地区的农村，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是必须的。目前有很多地区都在实行土地股份制，只要将这一土地制度固定下来，落实到每一个人，事实上也就实现了土地私有化。这也是土地资本化的过程。

第四是要建立全国性的耕地指标交易市场。耕地保护的一个办法是建立全国性的耕地指标流转体系。对耕地的保护应该坚持，在这方面对小产权房的一些维护并不是合适的，因为一些观点只看到老百姓的权利，而忽略了耕地问题。为了保护耕地，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耕地交易市场。

第五是教育问题。未来十年我国主要面临改革问题，但是发展同样很重要。影响我国长期发展的更重要因素可能是教育。2.4亿进城农民工80%--90%的教育水平在初中或以下。到2020-2030年间，他们仍然是我国劳动力大军的主力，现在的收入水平是3000-4000元每月，如果他们的收入增长和全国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到了2030年，他们的月收入将达到2000美元，相当于今天南欧国家工人的水平，而南欧工人至少有高中教育水平。

目前，我国的正规教育发展很好，而且投入也很大，相比之下，职业培训投入太少。国家每年能拿出300-500亿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相比每年按预算内收入有11万亿，这只是个小数字。投资教育的回报最高，除了私人回报，还有很高的社会回报。

（张杰平整理）

郑秉文 中国“统账结合”养老保障：症结何在、路在何方

郑秉文主任首先就我国社保制度的缘起与成就做了简要介绍。国企改革催生了中国社保体系的诞生。社保体系的建立结束了之前国企的企业劳动保险制度，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保制度的主要部分。21世纪以来，这一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就：覆盖人数从2002年的8200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2.8亿人，基金规模从2002年的1600亿增加到2012年的23000亿。养老保障制度对国企改革的功劳巨大。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几乎是我国唯一的养老支柱，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和第三支柱的私人商业年金替代率非常低。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总额只有一万三千亿，一年支出只有一千多亿，涵盖一百多万人，规模很小。

虽然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其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存在许多尖锐问题。在公平方面，存在两个横向问题和一个纵向问题。第一个横向公平问题是指不同人群之间的不公平。从理论上讲，我国基本实现了养老保险全覆盖，但事实上，农民工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没被覆盖进来，长期裸露在制度之外，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另外，地区“割据”情况严重，不同地区的保障水平差距很大。第二个横向公平问题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不公平。30%的事业单位和100%的公务员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70%的事业单位90年代实行了“半拉子”改革，长期没有实现多元退休制度的并轨。

纵向公平的问题是指退休金水平与退休时点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退休早的退休金水平比较低，退休晚的比较高，缺乏正常的待遇水平调节机制。我国近9年每年上调10%养老金水平，5000元养老金和1000元的养老金同样每年上调10%，其绝对额差距越来越大。此外，还有两个潜在的公平隐患：城乡制度差别和城居保问题。

我国劳动保障制度在效率上存在两个宏观问题、两个微观问题，和两个潜在隐患。第一个宏观效率问题是投资体制低效导致养老金贬值风险加大。所有的养老保险基金（共两万三千亿）全部存在银行，收益率低于CPI，损失巨大。在过去十几年里，这种损失几乎可以抵消一万三千亿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

宏观效率低下的第二个方面体现在资金运用低效导致财政转移支付激励不足。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一半地区收不抵支，需要财政转移支付；另一方面少数几个沿海省份每年基金盈余较多，这部分积累资金又只能享受较低的利率，收益率低于CPI，造成宏观资金运用效率低下。

第一个微观效率低下是制度收入受到影响。制度每年的实际收入水平受设定的费率、费基等参数不实的影响。过高的法定费率在执行中的实际费率较低，费基狭窄，影响了实际收入水平，财务隐患较大。这与公积金等制度截然相反。住房公积金的费基达到正常费基的100%，且逐年增加，目前大约110%。而养老保险的费基大约只有目标费基的70%。

第二个微观效率低下指的是养老保险账户空转，个人和政府都不愿做实账户。占工资8%的个人账户只享受2—3%的活期利息，如果用这部分钱去理财，收益率可以达到8%以上，因此个人没有做实账户的激励。企业和政府也没有做实账户的激励。从2001年辽宁省成为第一个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到现在已有12年，个人账户做实也扩大到13个省，可是截止到2011年，做实的基金仅有2703亿，平均到每个省、每个人身上的钱非常有限。空账额的增长率比做实额的更大。

效率低下造成了很多严重后果，比如财务可续性受到影响，财务隐患很多，也影响了政府公信力。此外，养老保障制度在效率上还存在两个隐患，一是参数不合理，一是多层次保障制度建立不起来。养老保障的最主要参数有三个：缴费率、目标替代率和制度赡养率。而我国这三个参数与合理水平差距太大。比如，赡养率与人口老龄化程度有关，应该调整赡养率使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而我们退休年龄却还是半个世纪以前的退休年龄，这没有起到稀释赡养率以提高财务可持续性的作用。第二个潜在隐患是我国没有建立起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市场因素不发达。

上述这些公平和效率问题在制度建立之初就有，现在问题更为尖锐，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但相比之下，社保缺陷仍然存在，难以根除，反差越来越大。第二个原因是随着社保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大家对社保的依赖和惯性在迅速扩大和膨胀，从而问题也越多。第三个原因是舆论导向和宣传使社会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和较高的预期。

我国养老保险统账结合的设计初衷是好的，但实行起来却不现实。一方面，个人账户的引入是失败的，个人账户不能做实，影响了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扩大。个人账户实账积累，与高速经济成长的环境有冲突，应取消积累制。根据萨缪尔森和艾伦定理，当一个经济体人口增长率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之和高于投资收益率的时候，应该采用现收现付制，不应该选择完全积累制。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平均工资高速增长的时候，个人账户的制度设计是失败的。第二，现在这种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与二元结构是有冲突的。发达地区非常发达，不发达地区非常不发达。从经济学上解释，就是非精算型制度下道德风险导致逆向选择。这时，需要在制度设计中引入精算因素。

我国养老保障制度要提高统筹层次，并且重新认识统账结合。郑主任提出的改革思路是实行NDC（名义账户制），把个人账户扩大到100%，雇员和雇主的缴费都纳入账户，使所有缴费实现100%的个人精算中性运作，并提高统筹层次。这个办法同时实现了一个重要目标：多缴多得，少缴少得。只要实现了这个理念，养老保险覆盖面可以立刻扩大，缴费收入可以迅速实在起来，可以避免很大损失。

最后，郑主任指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需要正确的态度和改革路径。第一要有急迫性，不能一届一届政府往后推。考虑到我国老龄化的速度，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必须要有急迫性。第二要有顶层设计，比如缴费型制度与非缴费型制度要相互配合；三个支柱之间要相互配合。第三要有策略，比如退休年龄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地区正在实行的改革。第四要有政治决心，打破利益格局，尤其是对于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改革。第五要正确对待当前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

（姜志霄整理）

何宇鹏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途径

何宇鹏研究员首先介绍了我国城镇化的背景及特征，并针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出了基本思路和看法，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途径，最后对我国城镇化考评体系提出建议。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的普遍规律和共同现象，但是农民工却是中国城市化中的独特现象。过去三十年，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他们所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增强了我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但是这种独特现象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因为农民工流动是以劳动力流动而非以家庭迁移的方式进行，长期的人户分离、家分两地的流动模式，使得农民工数量越来越大，这样大的一个数量使他们在城市里面不能均享城市服务的公共资源。初步测算，现在十个城市人口中有四个人是不能够均享城市公共服务的，这是我们城市化过程当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十八大提出了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目标，具体政策措施上要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提高城镇化质量。

农民工现象作为一个独特的现象，在过去为我们带来的好处是就业带动、渐进转移，这从农民工增量和城镇化增长率以及城镇就业增长率趋势图来看也是比较吻合的。通过渐进转移的办法，可以避免城镇大规模的失业和贫民窟现象。但是，长期实行这样的制度也带来了问题。从就业方面来看，由于是人户分离，它带来了中国农村三留守现象。根据普查数据初步推算，中国农村现在大概有5700万留守儿童，4700万留守妇女，还有大概2000多万留守老人，加起来大概1.25亿。如果存在着人口自由流动的条件的话，实际上在农村的1.25亿人有可能转到城市里面实现举家迁移。按照这样的情况进行模拟推演，实际上我们的城镇化要比现在高得多。但是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城乡对立的二元公共体制的存在，这一部分人不能转移进入城市。这在经济上直接导致了所谓“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保持竞争优势也是不利的。同时，它还带来了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的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实现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项重要改革。改革需要建立一个激励相容的政策系统，通过户籍改革和社会政策改革加快农民流动，提高他们在城市留下来的可能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经验最重要的一条是利用“双轨”走出“双轨”，所以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设计中也可以沿用这个思路。首先，户籍改革和居住证制度改革双轨，然后逐渐并轨人口居住证管理。同时，在公共服务制度改革上，将城乡两种社会与福利制度的改革逐渐并轨于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中。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一个户籍制度的改革文件，基本思路是以两个稳定为基本条件来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少看到地方政府在相关方面有实质性动作，这就需要更进一步推进相关措施的出台。根据广东经验，我们希望通过以完善“积分落户”政策为突破，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城市化。同时，以实施居住证制度为手段，梯度赋权，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在实现途径方面，首先是以“积分落户”政策为突破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这里需要按照“两个稳定”的原则，分类指导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主要可分成三个阶段：初期实施条件准入和指标控制，主要是根据农民工自身个人职业、参加社保等等一系列的情况进行打分。同时，由于在初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落户，对于大中城市来讲可以设立指标以实行数量控制。中期过渡到条件准入的政策，按照单一积分衡量是否能够落户。最后过渡到单一条件进入。

考虑到“积分落户”能解决的重点人群是1.5亿农民工当中的少数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可以通过实施居住证的手段，梯度赋权，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来推动公共服务的进一步改进。

除此以外，在农民工市民化实现途径方面，需要以加强社会服务管理为重点，建立人口动态管理系统，合理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在现行体制下，对于城镇化是有一个考评体系的。大概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城镇化率纳入政府考核目标之中。所以，“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中除了对经济增长率、就业率等一系列有一些考核外，里面还包括城镇化的指标。我们建议把常住人口服务覆盖率和城镇化率挂钩，综合考量城镇化水平，解决现行城镇化过程中重速度不重质量的问题。最近调研发现，很多城市存在通过扩城的方式将农民纳入城市人口统计中，但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城市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等福利，依然是是新农合、新农保和农村低保。所以，丰富城镇化的考核体系，不再把城镇化率本身当做城镇化发展的唯一指标是十分必要的。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三个维度：一是把就业创造，比如服务业增长和就业比重等纳入城镇化考核的经济效益的指标；二是可以纳入一些城镇化社会融合的指标，包括农民工子女公办学校入学率、农民工的五险参保率、市民化率入户率、被城镇化部分的农民的非农就业再就业率以及城镇社会保险的覆盖率等；三是可以纳入一些可持续性的指标，例如一个城市的污水处理能力、公交拥有量等。最终从经济效率、社会融入指标和可持续性指标来综合考量当前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周俊安整理）

李雪松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总量与结构变化趋势

在发言中，李雪松所长主要对未来中长期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预测和分析。他认为，对未来中长期进行经济预测的意义在于能够更好地把握未来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变化，使经济政策能够同潜在产出的变化相协调。

对于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和增长的中长期因素，李所长认为主要来自供给方面；另一方面，需求面因素尽管主要影响宏观经济的短期方面，但如果存在持续变化，需求也能够通过影响供给面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可将影响宏观经济中长期的主要因素归结为七类，分别为：人口与劳动力增长率、FDI增长率、国际经济增长率、人民币汇率、城镇化率、研发投入增长率、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率。将上述7个因素作为外生变量，参考十二五计划的目标、过去历史演变规律和当前国际经济变化的规律，李所长把这些变量从2011到2025年的变化分为乐观情景、基本情景和悲观情景，进而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进行了建模分析，并对不同情景下的中国经济走势做出预测。

对于未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模型显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年均增长率在7.7%至8.2%这一区间内：在乐观情景下为8.2%，基本情景下为7.9%，悲观情景下为7.7%。2012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7.7%，属于偏弱。这主要是由于去年企业效益较差，前十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一直负增长态势，直到11、12月以后才上升到5%以上。尽管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仍为7.7%，但GDP中各个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有了较大变化：企业利润有了明显好转，前两个月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已经上升到7.2%；政府财政收入在一季度增长率有了明显下滑，居民收入增长率也不及去年水平。企业利润增长反映出我们企业活力的加强，而之所以今年一季度7.7%的经济增长率同去年四季度的7.9%相较更低，一个重要因素是今年一季度消费的增长明显低于去年同期和去年四季度的水平。如果今年没有对高端消费的抑制，一季度增长率定会高于7.7%甚至7.9%的水平。在外贸方面，一季度的增长水平高于去年四季度水平，三月份又有所下降，这表明了国际经济具有不确定性。总的来说，我国的投资水平是基本稳定的，经济增长偏低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针对模型估计的7.7%—8.2%这一潜在的增长水平，由于去年实际增长偏弱，相应的政策应适度向稳定增长方向靠拢。

预测显示同2010年相比，无论在何种情景下，202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会翻番。但在悲观情景下，预测显示2020年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2010年时的2.1倍，如果剔除价格因素，城镇居民要想达到十八大提出的翻一倍的目标还需努力。而预测显示农村居民2020年时的可支配收入会是2010年时的2.2倍（基本情景），这与目前我国劳动力结构和工资的上升有较大关系。居民收入相对于GDP较高增长会带来如何在居民收入增长、政府收入增长和企业收入（利润）增长之间进行权衡的问题。尽管政府的收入可以保持相对较低的增长，但如果企业收入增长过低，经济增长微观活力就受到抑制，因此从总体来看企业收入应该保持适当增长水平，不能过低。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的增长应当有合适的比例，任何一方都不能增长过快。

对于构成总需求的各个方面，模型预测显示尽管未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但仍会维持较高水平。这是由于尽管目前我国新增劳动力在减少，但到2025年前适龄劳动力仍会保持较高的水平，从而使得储蓄率也维持相对较高水平。由于工资上升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最终消费的增长率在未来三个五年计划内会呈现逐渐上升的态势。名义出口的增长率会保持在9%至10%的水平，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同GDP增长率相同。从国际经验来看，国际贸易的实际增长率一般是实体经济增长率的两倍，有可能达到实体经济增长率的三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未来的贸易增长较金融危机之前的高水平会有较大下降。

在产业结构方面，未来十年会发生较大的变化。预测显示，2010至2020年间第一产业产值的GDP占比会下降不足3个百分点，相较于2000到2010年间的5个百分点会有所减缓；尽管第二产业比重在2000至2010年间保持了上升态势，但根据模型预测，2010至2020年间其比重会明显下降；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会在未来十年内加速上升。

在投资消费结构方面，尽管最终消费率在2010至2020年间明显下滑，但预测显示2010到2020间会有小幅的上升，从48%上升到50%；投资率在2010至2020年仍会维持较高水平，但相较于2000至2010年13个百分点的上升会大大下降。

在国际比较方面，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到2017年会超过美国，2018年超过欧盟，而人均GDP会在2018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到2025年时达到欧盟的二分之一，美国的三分之一；如按汇率法测算，我国的经济总量到2025年时会达到美国和欧盟的水平，而人均GDP到那时会达到欧盟的三分之一，美国的五分之一。

李所长认为，为了适应国内经济低速增长放缓、国内劳动力和资源压力的变化，宏观政策思路需要进行调整，应将需求管理转向供给、需求管理相结合的方向。在需求管理方面，宏观调控政策应保持审慎灵活，把握好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之间的平衡；供给方面则需要关注今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希望上述政策既有参照性，也能够平衡各方面利益，使改革释放我们经济的潜力，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和基础。

（邱牧远整理）

潘向东 接受更低一些的经济增速

潘向东博士主要对今年乃至明年短期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应该接受更低一些的经济增速。日前，国务院一改过去基调，将强调“稳增长、控通胀、调结构”改为“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因此潘博士也主要从经济增速回落、预防金融风险和分析政策导向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探讨。

潘博士回顾了近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认为这是一条非常态的路径。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政府于2009年振臂一挥强力刺激，经济开始复苏。然而，2010年决策当局担心经济二次探底，于当年6、7月份再次对经济进行刺激。2010年在经济已经回升并且全球经济形势并不那么悲观的背景下，进行第二轮刺激是一个失误，并且产生了相当大的后遗症。潘博士将这种状况描述为“棘轮困境”，如果不接受这种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继续透支经济刺激工具，那么当面对未来冲击，政府将没有留有余地的政策工具来维持经济的平稳，很容易造成经济出现严重问题。

2010年经济刺激以后，通货膨胀随之而来。在这种困境之下，2011年政府再次进行宏观调控，并且在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当局首次把经济增长目标调到7.5%，而不是之前的8%，这就标志着高层开始接受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潘博士借助陈平老师的“混沌经济学”的概念，将此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称为混沌增长，它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经济增速的运行轨迹很难预测。2012年，很多经济学家预测一季度经济探底，结果没有，二季度再说探底，又一次预言错误，实际上经济直到三季度才真正探底。这正是因为，决策当局也不清楚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究竟是多少，因此在经济运行中不断与市场反复博弈，接受经济运行的结果，再推出一些政策。直到三季度，政府认为不能接受经济增长率低于7.5%，才开始了再次进行投资和货币刺激。在这样的不断调整过程中，要准确预测经济运行轨迹相当困难。

第二，经济确定地呈现不断下台阶的走势。去年经济增速已经下降到7-8%，今年预计未来经济增速也将低于大家预期，甚至这种趋势会持续到明年。第三，经济运行系统处于非稳态，导致某些宏观经济数据超乎预期。比如，今年一季度所有经济学家都预测经济增速在8%以上，甚至达到8.5%，结果增速仅有7.7%，这种现象如何解释？主要是因为混沌增长表现为经济的非稳态，这种状态可能会延续3—5年。在目前这种混沌的经济增长状态下，要期盼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就必须依靠制度改革，即中央政府进行大幅度的制度释放。

目前来看，经济增速再次回落到7.7%，尽管从各种指标来看，经济增长并不令人忧虑，可是假如没有进一步的政策刺激，二季度是不是还会继续往下走？比如，目前PMI的表现还在50以上，库存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如果从结构来分析，可以更加确定地认为未来经济增速将再次回落。

首先，这一轮经济回升，即自去年三季度以来的回升，主要由投资带动。去年三季度以来，项目审批速度加快，中央投资不断回升，带动了整个投资回暖，另外房地产投资也回稳。然而，另一方面，地方投资有所回落。很遗憾的是，制造业投资也仍然不断走低。总而言之，这一轮投资回升主要由两个方面推动，中央投资和房地产投资。

其次，这一轮消费的回升，也与房地产回暖密切相关。八项规定之后，国民经济中的餐饮收入出现了快速回落，然而总体消费并未下降，这主要得益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得到企稳回升。去年二季度以来，房地产价格已经出现回升趋势，不仅表现为同比上升，也表现为环比上升，这一方面与货币政策有关，一方面与中央对房地产调控力度减弱密切相关。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中央颁布“国五条”，这就意味着中央并不认可房价的回暖，中央的“不接受”预示着政策的调整。随着国五条的推出，房地产作为促进经济回升的动力大打折扣。

最后，出口相对稳定，一、二月份出口处于正常，三月份进入稳态。一、二月份，中国出口最快的地区是香港，一月份增长88%，二月份增长30%，三月份增长90%多，而对过去香港的平均增速折算并拟合回归发现，一季度出口增速通常只有10%。什么原因导致对香港的出口增速快速上升？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深圳前海保税区出现出口退税骗取补贴的现象，其一月份出口增速高达587%，二月份又达到300%；第二，热钱通过贸易的途径进入到中国国内，这种方式不可持续，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没有数据表现出来得那么大。

鉴于出口相对稳定，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投资本身；投资增加主要集中于中央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其他变化不大，制造业投资甚至还在回落过程中，而房地产投资刺激的后遗症目前已经显现，中央投资的持续性也受到质疑。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应接受更低一点的经济增速。另外，从当局角度来看，宏观调控的控制指标也应该进行调整。过去，政府一直把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作为调控目标，然而从就业角度来说，目前压力已经缓解，不需要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再动用刺激手段来扭曲经济结构。宏观调控中，政府应该紧盯就业，只有失业出现了问题，才考虑是否动用刺激政策，如果没有，就应该接受更低一些的潜在增长率。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预防金融风险，这有很强的现实依据。当前社会融资总规模很高，增长相当迅速；M2增速达到15.2%，超过全年目标。针对实际GDP7.7%的增速，M2增速达到15.2%的水平意味着超常规的货币宽松政策。假如要实现全年13%的目标，那么未来将面临偏紧的货币政策。需要预防的金融风险主要在于财政收入不断下降引发的还贷问题。2008年到2010年的刺激政策导致了地方融资平台得到了快速扩张，审计署计算整个地方债务达到10.7万亿的规模。在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庞大的规模债务面临严重的还本付息问题。目前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快速发行城投债，然而规模毕竟有限，去年才发行1.2万亿左右，相对于巨大的存量还是不足。另外，地方债也是解决手段之一，但是它的发行受到限制，每年也就是2000多亿。在这两种方法都无法对当时迅速膨胀的地方融资进行还本付息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开始利用银行表外资产来弥补资金来源的不足，这导致在财政收入进一步下降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利用更大规模的发债来偿还过去的本金和利息，其实就是庞氏骗局。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形成了一季度社会融资功能这么庞大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却相当疲弱的局面。银行大量发行理财产品，并相互之间购买，在金融系统中产生大量的流动性，但是这些资金都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所以6万多亿社会总融资规模推动的经济增长速度才7.7%，投资、消费、进出口都没有出现多大的变化。目前金融市场上的这些交易需要巨大的成本，如果这些成本不能通过实体经济进行弥补，未来只会进一步放大金融风险，因此，从这个角度提出预防金融风险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近期一些政策动向明政策已经在发生改变。2012年12月31号，四部委发文《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2013年2月20号，国务院确定了五项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3月27号、4月15号，银监会相继发布了8号文和10号文。这些政策都是针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政策的推出也必然会制约地方政府的部分投资。由于监管加强，政府未来投资增速将面临回落，同时房地产新政策推出也将影响未来的房地产交易和投资。实际上，一季度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已经同比下降27%。鉴于拉动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固定资产投资未来都将面临回落，那么，经济增速也将面临回落。

（牛梦琪整理）

宋国青 财政政策的短期影响

一季度工业和GDP非常疲软，季调后GDP比上季增长年率6.4%，名义GDP比上季增长年率3.0%。从消费看，虽然限制公款吃喝、抑制高端消费确实导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餐饮类增速较大幅度下跌，但对GDP和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幅度还需更多讨论。茅台这类高端酒可能因此要减产、压产，从而影响工业增加值，但餐馆消费的原材料是粮食，粮食有相对较长的生产周期，不会受到短期情况的影响。有一点影响的是猪，高端消费抑制可能影响猪的产量，但短期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从GDP的结构来看，三产中房地产销售可能比原来预测要强，限制高端消费对三产的影响比原来想象的弱，一强一弱相互抵消，所以说GDP预测的偏差应该主要来源于工业。上一季度对工业增长预测的平均数是10.5%，结果实际值是9.5%。

三月份季调后PPI环比为负，此前5个月平均轻微上升，再之前是大跌。CPI可能受冷冬和农业生产小周期影响，过去5个月环比年率平均达2.9%。目前来看，PPI环比有进一步下跌的倾向，CPI同比环比4月份都会上升，后面可能有走平的倾向，但猪禽疫病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总结起来，去年九月份开始的一波生产强劲反弹骤然转向。转向原因在于总需求从强劲恢复变为相当疲软。就报告数据来看，出口极强，三月份季调后出口比1-2月有所下降，但也只是从爆涨跌回到大涨，相比去年四季度仍是猛增。实际出口可能远逊于此，但不会很弱，应该说出口基本上是比较正常的增长。所以剧烈变化的是内需。

看进口数据，三月份货物进口额同比增长14.1%，季调后比去年十二月增长 6.8%，折年率30.1%。按过去的情况，进口的强劲增长意味着内需比较强。这与产量数据给出的信号很不相同。进一步看结构，列为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两项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75.3%，两项合计同比增长23.7%，但中国传统进口的大宗商品，包括原油和铜产品以及铁矿石同比下降15.7%。传统大宗商品进口的数据与需求疲软的情况比较一致。结合发电量等数据看，一季度疲软并不是限制公款吃喝造成的，主要还是大型钢铁等工业下跌导致。三月份中国进口很弱，逐渐引起商品价格的下跌。4月15日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后，商品价格大跌，很多股市也受挫。由于韩国出口初值数据公布早，股市率先下跌。过去，韩国股市领先于中国股市的情况也都一直存在。

上面的分析说明一季度的内需疲软，但用M2、货币融资余额或社会融资余额加外汇占款衡量的货币数量的增长并未见显著变弱。这里的社会总额余额是在公布的增量的基础上，给定一个初始值推算得到的，由于时间已经比较长，目前初值造成的误差影响很小。三月份社会融资余额的同比增长率比参考水平（03-08年均值）高2.9个百分点；社会融资加外汇占款余额的同比增长率比参考水平低3.4个百分点，考虑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的情况，货币数量增长率应当有所下降。但不管哪个指标，今年一季度的同比增长率都比去年年中显著回升，而且回升是比较均匀的。季调后三个序列的环比增长率也都无法说明一季度内需的下降。

2012年财政预算支出增长14.1%，到7月份累计支出同比增长23.4%。在没有追加预算的情况下，4季度猛烈压缩支出。这里需要注意，由于12月份财政支出数倍于1-2月，12月的同比增长率低一点在1-2月很难补回来，因此简单看同比增长率会导致误解。财政“年末突击花钱”的情况导致一般季节调整方法误差很大，看来这是财政赤字变化引起需求变化没有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为此，进一步分析财政赤字的情况。考虑财政赤字与季调后财政收入的比例，其最高点出现在2008年底推出四万亿计划时。当时财政赤字绝对量上可能并没有现在多，但是比例很高。12月财政赤字与当月季调后财政收入的比例在2003-2011年的9年里均值为2.28倍，2012年为1.16倍，差了1倍还多。包括2012年本身在内的10年平均数是2.17倍，也差了近1倍。2012年12月季调后财政收入为1.08万亿元，差1倍意味着少了1万多亿。不仅如此，2012年6到9月间这一比例比2003到2012年平均数高19.8%，相当于多支出2000亿元。对比观察，上年12月财政支出紧缩绝对量可能相当大。

再考虑衡量社会流动性的加总数据。一是社会融资总量余额加上政府累计赤字的三个月环比增长年率。月度累计赤字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月度收支报告中的数据，并以2012年末国债余额7.76万亿元为序列的端点值构造得到。社会融资总量余额在官方公布的增量数据的基础上，按作者认为偏高和偏低两个余额初值计算得到。这一增长率在去年8-10月份极高，年底有所回落。从这一点来看，今年一季度的内需偏弱应该是可预见的。另一个序列是在上述两项的基础上加入外汇占款（这里有小部分重复计算），再计算三个月环比增长年率。这个增长率去年年底并没有显著高了，但是三月份数据比不加外汇占款的情况高多了，主要还是三月份热钱增加的较多的缘故。这里并没有完全确定的证据，只是说如果热钱的流动与短期套汇套利有关，和投资于正常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占款有别，那看短期更多应参考社会融资加政府负债。

总体上，对当前宏观形势的有四点判断。首先，去年末财政大幅度紧缩导致一季度总需求疲软，但今年一季度财政支出恢复正常增长，总需求疲软的情况可望改善。其次，总量流动性包括理财产品的增长率比较高，主要是居民货币资产增长率比较高。而除去居民金融资产外，企事业单位持有的流动性增长率不高。即使考虑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目前的流动性增长率不明显偏高。除农产品价格或有异常波动外，基本通胀水平可望持平。第三，一季度企业存款同比增长率较高，很大原因是住房销售同比高增长。住房销售增长率很可能较快降下来，对企业存款产生较大影响，应引起密切关注。最后，当前股市持续低迷有两个效果，一是股市资金中未包括在货币统计中的部分增长率较低，二是财富效应。货币政策应当密切关注这些变化。

（冯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