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NBER - CCER “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简报之二

2007年6月28日至30日，第九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万众楼举行。来自NBER、CCER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学者围绕有关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议题互相交流并进行讨论。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年会第二场有关国际经济讨论内容。本场有三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来自Sloan商学院（MIT）的Kristin Forbes教授，CCER的姚洋教授，达特茅斯学院的Douglas Irwin教授。

Kristin Forbes: 金融流动将会继续支持全球不平衡吗？

Kristin Forbes教授介绍了一些有关国际金融的问题。她首先讨论了这些问题的分析背景。美国自1980年以来一直处于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最近一两年经常账户赤字更是达到了GDP的7%。2007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已达8350亿美元，这一数字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2007年亚洲地区的经常项目账户盈余达到了3090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份额由中国占有。2006年全年，共有18000亿美元的资本流入美国，10000亿美元的资本流出美国，因此经常账户赤字为8000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新兴市场是流入美国资本的主要来源。数字上的描述引发了下面几个问题：是谁在美国进行投资？投资的回报率如何？哪些因素使得其他国家更偏好在美国投资？Kristin Forbes教授对这几个问题分别作了详细的回答。

通过对美国债务持有情况的分析，可将其分为政府持有、政府国库券、公司债券、FDI、股票等形式。将美国债务的主要持有者分为长期债务持有者、短期债务持有者和股票持有者，数据显示日本是美国债务的最大持有者，总量超过10000亿美元，并主要以长期债务的形式持有。中国排在第二，总量超过5000亿美元，也是以长期债务为主要持有形式。当只考虑最大的私人部门持有者时，日本仍然是最大的持有者，接着是英国和卢森堡，中国没有排入前15位。

一些研究长期数据的研究表明外国投资者在美国债务上投资的回报率明显低于美国投资者在国外的投资回报率。但是，实际上，现在大多数的投资者只关心最近三到五年的投资回报率。通过对比2001年到2005年投资的总回报率，可以观察到，无论是否考虑汇率的影响，美国资产在外国的回报率（6.2%，4.6%）都要明显高于外国资产在美国的回报率（2.2%，2.0%）。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美国资产在外国的投资形式与外国资产在美国的投资形式不同，例如，美国资产主要是通过FDI而外国资产则主要是通过购买债券，而FDI的回报率又是明显高于债券的回报率的。外国资产投资于美国债券可能是由外国政府决定的，而外国政府关心的并不是回报率，而是其它的一些东西，如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在一些标准的假设下，投资者将持有世界资产投资组合，但是因为“本地偏好”的原因，投资者将偏好与持有更多的本地资产。根据这一理论，计算出不同国家对美国股票和债务的投资的比例，并分别比较与市场投资组合中美国股票与债务的百分比的偏差，并分析不同因素对这一偏差的影响，就可以衡量哪些因素对该国家向美国投资情况有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对资本外流控制较小的国家或者与美国市场回报联系较小的国家，在美国的股票和债务市场投资较多；金融市场较不发达的国家，企业管理状况较好的国家或者与美国关系较密切的国家，在美国的股票市场投资较多；与美国贸易较多的国家，在美国的债务市场投资较多。

沿着这一思路，接下来的问题是，认识到外国投资者在美国债务上投资的回报率明显低于美国投资者在国外的投资回报率后，投资者是否会减少对美国的投资？美元是否需要调整？这些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姚洋: 贸易、FDI和技术升级

姚洋教授报告了他最近研究的两个发现：一个是中国的出口并没有遵循比较优势理论，而是具有很强的赶超特征。另一个是中国出口的技术在过去的２５年内有了很大升级。首先定义有限赶超（Limited Catch-up），与比较优势不同，有限赶超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要高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劳动分工所决定的水平。

姚洋教授首先用比较优势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赶超。考虑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形下，例如中国和美国，假设美国是技术的领导者，即高新技术源自美国，而中国是技术的跟随者，可以无代价地获得技术。那么，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有劳动力的优势，应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通常是低技术产品），美国有高技术的优势，应该出口高技术产品。但问题是，随着美国在高端技术方面的创新，中国在产品技术等级上能否缩小和美国的差距？当美国开发高端技术产品时，它的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因此会让出一部分低端产品给中国生产。但是，这可能不足以让中国的产品产生追赶，原因在于中国由于生产了更多的产品也不得不提高工人工资，而且，由于美国新发展的高端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低于它让出的低端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中国工资的增长速度会高于美国。因此，如果仅仅按照比较优势来生产，中国不可能在技术上或者收入上赶上美国。这是下面讨论的一个背景及动机。

接着姚洋教授提出了用商品技术含量指数（TCI）以及有限赶超指数（Limited Catch-up Index，LCI）的定义，TCI反映出了一国实际的出口商品的平均技术含量与世界贸易格局所决定的该国的国际劳动分工水平之间的差异，不但需要对出口同一商品的不同国家进行平均，也需要对不同商品进行平均。不同国家的回归结果显示，log(TCI)与log(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有些国家位于线上，有些国家位于线下，这样就可以自然地将一个国家相对于另一个国家的LCI定义为log(TCI)的差值。一个国家位于线上则该国家的增长就快，图表显示的内容与我们的经验观察是基本一致的。接着选取1985、1990、1995、2000年为分界点，分别考察这些年份的LCI与今后5年人均GDP平均增长速度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LCI与今后五年的人均GDP增长速度高度正相关。5年平均截面数据回归，10年平均截面数据回归得到了一致的结论。比较不同国家的LCI同样可以得到一些与现实相符的结论，韩国和台湾的1970-2000的LCI显示它们的有限赶超趋于一致；美国的LCI几乎为0，这是有意义的，因为美国一直处于世界技术的前沿；中国，印度和阿根廷相比较，中国的LCI最高，紧接着是印度，而阿根廷的LCI则在0附近波动较大。

接着姚洋教授提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有了很大的升级，但由于60％的出口是由三资企业完成的，所以问题是中国出口产品的赶超是否就代表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赶超？数据显示本土企业的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的确低于三资企业，但是，它的增长速度高于三资企业，可以预期，本土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会赶上三资企业。另外，广东的经验表明，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开始，本土企业经过不断学习，进行了产业升级，并将这一模式逐渐向内地转移。因此，中国出口的技术在确实有了很大升级。

Douglas Irwin： 美国贸易政策的发展

Douglas Irwin教授介绍了十九世纪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改变和发展过程。首先介绍了1970年至2005年美国进口加权平均关税的表现情况。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美国的贸易政策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可以分别用三个“R”来代表其特点。第一个时期是内战前，这时期美国的贸易政策倾向于高关税，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关税是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Revenue）来源。第二个时期是从内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期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深，通过增加关税对贸易进行限制（Restriction）。第三个时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美国的贸易政策倾向于互惠（Reciprocity），因为美国没有全面自由贸易的传统，它更倾向于使用谈判的权力。第二个重要特点是，进口加权平均关税有很大的波动，但这些波动与税率的改变无关，只与进口价格的改变有关。第三个特点进口加权平均关税随政策变化而动态的变化，这个特点不是这次报告讨论的重点。

接下来的时间里，Douglas Irwin教授主要介绍了有关美国贸易政策发展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过去以及现在美国贸易保护所造成的损失，另一个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的起源。

为了计算衡量贸易保护的额外损失（Deadweight Loss，DWL）, Douglas Irwin教授采取了Harry Johnson（1960）的指标。在该指标中，将进口/GDP比例，进口需求的弹性和出口与GDP的以及税率的平方三个因素看作是衡量额外损失的主要因素。通过数据计算以及对弹性的假设，可以估算出贸易保护的额外损失。内战后数据显示，一方面美国的进口比例一直不高，最高时也没超过GDP的8%，这点与中国的情况是不相同的，另一面，免税进口占了美国进口的大部分。另外，二战后，美国的进口比例以及免税进口比例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最重要的是，美国贸易保护的DWL一直不高，内战后几乎一直保持在1%以下，并在一直下降。那么，美国贸易保护的DWL为什么这么低呢？有以下一些可能的原因，第一，历史上美国的对外贸易份额一直较小。第二，免税进口占了美国进口的大部分。第三，关税不是一个特别扭曲的贸易保护限制。第四，美国技术比较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最后，Douglas Irwin教授简要介绍了这种分析方法的一些局限性，如未考虑寻租行为，贸易保护的内生性，产品的多样性等。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是一个政府间缔结的有关关税和贸易规则的多边国际协定。它的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削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与流通。GATT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签订，并于1948年1月1日开始生效。Douglas Irwin教授主要讨论的是GATT的起源。一个重要的人物是罗斯福总统时期的国务卿康德尔·赫尔（Cordell Hull）， 他不但“深信，无论是长久太平或国家福利，都与善意、公平、平等及最大程度的国际贸易自由密不可分”，并直接参与了GATT的创建与组织。在赫尔的建议下，美国通过了一系列互惠的自由贸易法案，与欧洲及拉美签订了包括有降低关税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内容的协定。自由贸易逐渐成为了世界贸易的必然趋势。通过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及谈判，终于在1947年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Douglas Irwin教授认为GATT的起源对开放后持续发展的中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杨希、董兵兵整理）